譯者序

對達爾文的眾多誤讀，有的是連達爾文本人也難辭其咎的。譬如，一般的達爾文傳記多把達爾文描寫成在中小學階段智力平平，又曾從愛丁堡大學中途輟學。但達爾文實際上是19世紀的比爾·蓋茨，他們之所以都從名校中途輟學，乃其所學與其興趣相悖所致。而達爾文的博學、慎思、洞見與雄辯，恰恰說明了他的智力超群。1831年，他在劍橋大學畢業的近400名畢業生中，成績名列第十，豈是一個智力平平之人呢？原來是達爾文在其《自傳》中，極為謙虛地稱自己不曾是個好學生，因而一百多年來著實誤導了許多人呢。又如，一般人都認為達爾文是在貝格爾號的環球考察期間轉變成為演化論者的，達爾文在《物種起源》的《緒論》中就曾開宗明義地寫道：「作為博物學家，我曾隨貝格爾號皇家軍艦，做環遊世界的探索之旅，在此期間，南美的生物地理分佈以及那裡的今生物與古生物間的地質關係的一些事實，深深地打動了我。這些事實似乎對物種起源的問題有所啟迪；而這一問題，曾被我們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稱為『謎中之謎』。」這便引起了很多人的誤讀；事實上，現在大量的研究表明，儘管他在五年的環球考察中，以地質學家萊爾漸變說的眼光觀察他沿途所見的一切，並對物種固定論的信念逐漸產生了動搖，但達爾文從一個正統的基督教信仰者向一個徹頭徹尾的演化論者的轉變，則是他環球考察回到英國兩年後才開始的事。

名著如同名人，對其評頭品足者多，而對其親閱親知者少。達爾文及其《物種起源》便是這一現象的顯明例子之一。在紀念達爾文誕辰200周年及《物種起源》問世150周年的各種活動塵埃落定之後，譯林出版社卻誠邀我翻譯《物種起源》，這本身似乎即是一件不按常理出牌的事。也許有人會問，《物種起源》一書已有多個中譯本，還有必要重譯嗎？其實，這也是我在接受約請前考量最多的問題，但在我發現此前所有的中譯本均是根據該書第六版所譯之後，我旋即決定翻譯該書的第二版《論物種起源》（這個「論」字是在第六版才消失的，為方便理解，下文均用《物種起源》指代該著作），由於這是一本與該書第一版差別極小卻與第六版甚為不同的書，故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重譯」，而是試圖趕上近二十餘年來國外達爾文研究的新潮流了（詳見《版本說明》一節）。

正如著名的達爾文學者布朗（Janet Browne，2010）所說，每個時代的達爾文傳記的作者們，都會描繪出一個略微不同的達爾文的形象，並與當時流行的認知程度「琴瑟和鳴」：從19世紀末的刻苦勤奮的達爾文，到20世紀30年代的受人尊敬、顧家舐犢的達爾文，再到20世紀50年代的生物學家的達爾文，直到20世紀90年代的書信通四海、廣結通訊網的達爾文。當然，這些多種臉譜的達爾文形象，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應該是相得益彰的。同樣，對《物種起源》一書的解讀亦復如此。有人曾戲言，達爾文的學說像塊豆腐，本身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全看廚師加上何種佐料；個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曾風靡一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優生學」以及後來更為時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一說了。即令在當下互聯網的「谷歌」和「百度」時代，滑鼠一動，達爾文的文字便可跳上顯示屏，卻依然發生了一些蜚聲中外的研究機構把自己的話硬塞到達爾文嘴裡的怪事。在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即原來的大英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網頁上，竟一度出現過下面這一句所謂摘自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引語：「在生存鬥爭中，最適者之所以勝出，是因為它們能夠最好地適應其環境。」事實上，達爾文壓根兒就未曾說過這樣的話，儘管他從《物種起源》第五版開始，引用了斯賓塞的「適者生存」一語，但他對此卻是不無警戒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位於舊金山的加州科學院總部新大樓的石板地面上，竟鐫刻著偽託達爾文的「名言」：「不是最強大的物種得以生存，也不是最智慧的物種得以生存，而是最適應於變化的物種得以生存。」（James Secord，2010）可見，人們是多麼容易把自己的觀點想當然地強加於達爾文的頭上啊！達爾文若地下有知，真不知道他會作何感想。

上述種種近乎怪誕的現象，委實印證了一種說法，即：《物種起源》一書雖然被人們所廣泛引用，卻鮮為人們從頭至尾地通讀。這究竟是何原因呢？竊以為，由於《物種起源》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科學領域，越來越多的人意欲閱讀它，但苦於書中涉獵的科學領域極廣（博物學、地質學、古生物學、生物學、生物地理學、生態學、胚胎學、形態學、分類學、行為科學等等），加之達爾文為了說服讀者而在書中不厭其煩地舉證，故往往使缺乏耐心的讀者知難而退或淺嘗輒止。尤其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時下，即令是科研人員，也大多無暇去通讀或精讀此類經典著作，常常拾得隻言片語，甚或斷章取義，把它們當作教條式的簡單結論，而不是視為可被證偽的理論範式。

達爾文自謂《物種起源》從頭至尾是一「長篇的論爭」，他深知不同凡響的立論要有不同尋常的證據支持方能站得住腳，故該書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搜集了大量的證據，闡明了物種不是固定不變的，不是超自然的神力所創造的，而是由共同祖先演化而來的，演化的機制則是自然選擇，演化是真實的、漸進的，整個生物自然系統宛若一株「生命之樹」，敗落的枝條代表滅絕了的物種，其中僅有極少數有幸保存為化石，而生命之樹常青。總之，《物種起源》是一部劃時代的鴻篇巨製，它不僅是現代生物學的奠基百科，也是一種嶄新世界觀的哲學論著，還是科學寫作的經典範本。譯者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時常為其構思之巧妙、立論之縝密、舉證之充分、爭辯之有力、治學之嚴謹、行文之順暢、用詞之精準，而拍案叫絕、激動不已。《物種起源》問世150多年來，印行了無數次，翻譯成30多種語言，可見其傳播之普遍、影響之深遠。儘管時隔150多年，對我們來說，《物種起源》遠非只是一部可以束之高閣、僅供景仰膜拜的科學歷史元典，而是一泓能夠常讀常新、激發科研靈感的源頭活水。《物種起源》是一座巨大的寶庫，有待每一位讀者躬身竭力地去親手挖掘。同時，我堅信對作者最大的尊重和感念，莫過於去認真研讀他們本人的文字，故走筆至此，我得適時打住，還是讓大家去書中細細體味達爾文的博大精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