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座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出口位置的三角形城市,最初名叫「拜佔庭」,後來改稱「君士坦丁堡」,現在叫作「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兩側靠海,只有一側是陸地,可以說是天然的要塞。李錫尼逃進拜佔庭之後,一開始君士坦丁似乎打算採用海陸夾擊的方式進攻。但後來實際戰鬥的地點是在海上,因此,第二場戰鬥的主角是克裡斯普斯。
遺憾的是,沒有任何關於記錄戴克裡先晚年心境的資料留存下來。在歷任羅馬皇帝中,戴克裡先是唯一親眼看著自己多年構建的政策陸續崩潰的人物。僅就基督教問題而言,從最初的強制鎮壓和迫害,10年後政策已經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至於「四帝共治制」,帝國中已經沒有人相信它的好處。唯一幸運的是,這些年帝國內部沒有遭到北方蠻族以及東方大國波斯的入侵。然而掌權者卻藉此大肆爭鬥。至於戴克裡先究竟在公元313年的何時過世,專家們迄今依然無法給出統一的答案。因此,我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公元313年6月15日公布的《米蘭敕令》的內容。不過,即便他沒有活到6月15日,但是兩年前伽列裡烏斯公布敕令時,他應該已經察覺到帝國對基督教政策轉變的徵兆了。也就是說,早在兩年前他就應該知道,自己推動的基督教政策即將崩潰。這一年公布的《米蘭敕令》,只是徹底毀掉原有政策的最後一擊。
而且,既然《米蘭敕令》已經承認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1400年後的啟蒙主義學者,又要跳出來大力主張呢?
多虧有了克裡斯普斯的英勇善戰,君士坦丁才能將注意力集中在多瑙河地區。至於這條戰線上的戰鬥究竟是何時開始的,沒有明確的記錄。但是這條戰線上的敵人是北方蠻族中最為龐大、彪悍的哥特人。但也正因為如此,哥特人和其他蠻族不同,軍隊是有組織的行動。說不定哥特人和君士坦丁率領的羅馬軍隊作戰時,會採用兩軍在平原布陣會戰的方式。
公元315年初秋髮生的第一場戰鬥,地點在多瑙河附近,潘諾尼亞地區的小鎮西巴萊。潘諾尼亞地區屬於李錫尼的管轄區域,而西巴萊位於李錫尼的宮殿所在地西爾米烏姆西北70公裡處,很明顯是君士坦丁主動發起的攻擊。當時李錫尼能動員的兵力有3.5萬人,而君士坦丁只有2萬人的兵力。
身為羅馬皇帝,首要職責是保障帝國及其邊境居民的安全。正因為如此,皇帝才身兼羅馬全軍最高司令官的職務,並享有凱旋將軍含義的「Imperator」稱號。在羅馬人的心目中,不管內政多麼出色,任由外敵入侵的人是稱不上「皇帝」的。
以上是我們二人之決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頒布的有關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規定(主要是指戴克裡先皇帝制定的鎮壓基督教徒的諸法)一概無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無條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幹擾。
從基督教徒的角度來看,伽列裡烏斯皇帝認可的信仰自由,簡而言之,根本就是含糊其詞。在羅馬社會中,傳統的羅馬諸神依然佔優勢。而所謂的信仰自由,並不是完全的自由,還追加了「不違背帝國國法」的條件限制。
如此一來,羅馬帝國雖然成功阻止了外敵入侵,但在短短七年的時間裡,卻發生了三場內戰,致使大片國土荒廢,經濟也一再衰退。而且公元315年的內戰,是君士坦丁手下守護萊茵河防線的高盧兵對陣李錫尼麾下守衛多瑙河防線多年的巴爾幹部隊。這可是兩支羅馬軍隊中數一數二的精銳部隊的正面衝突。當然,短期內還無法看出戰鬥的結果。
不過,克裡斯普斯與君士坦丁相似的地方還不只是出生和生長環境。雖然他才20歲出頭,但領兵打仗已經頗有其父之風。
在與李錫尼暫時講和之後,公元316年到322年這7年時間裡,君士坦丁忙於擊退北方蠻族的進攻。這段時間裡,萊茵河東岸的法蘭克和阿勒曼尼兩個部族,以及多瑙河北岸的哥特人,時隔多年後再次突破了防線,攻入羅馬境內。如果此時君士坦丁繼續專註於對李錫尼的圍剿,繼續不斷地向東進軍,只怕蠻族會深入歐洲大陸內部,進行慘無人道的燒殺劫掠。就算君士坦丁真這麼做,把李錫尼逼上絕路,登上唯一最高權力者的寶座,人民也不會忘記以排除異己為優先、容許蠻族入侵掠奪的事實。
從敕令的下文開始,內容從宣布國家新政轉為具體指令,是給那些負責實際貫徹落實的帝國各地的行政長官的:
不過,五賢帝時代的皇帝,特別是哈德良皇帝,會堅持以強化防線來扼制蠻族入侵,自然有充分的理由。這是因為一旦讓蠻族侵入帝國內部,再要趕出去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由於這些因素的影響,反擊戰直到公元317年才正式開始。君士坦丁把戰線分為萊茵河和多瑙河兩處,並將萊茵河交由長子克裡斯普斯負責,自己則負責多瑙河地區。這是因為突破萊茵河防線的敵軍入侵了高盧地區,而突破多瑙河防線南下的敵軍闖入了巴爾幹地區。
當時戴克裡先身在亞得裡亞海的海濱宮殿中,當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派遣使者來到副帝跟前。除了對妻女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議外,還要求副帝把兩名女性|交出來。副帝雖然將兩人釋放,卻沒收了一切財產,併流放東方。
第一,李錫尼麾下擁有羅馬軍中最負盛名的多瑙河防線守衛部隊,這些人現在都只服從李錫尼的調遣。
基督教徒曾飽受不平的待遇。在此特別規定,基督教徒之前被沒收的聚會祈禱的場所,必須立即予以歸還。另外,那些曾經屬於教會或者教區的資產,也即刻物歸原主。依照上述規定,對那些以拍賣方式購買了教會資產的人,在交還後,國家將以公平的價格補償其經濟損失。
朕之期望在於恢復羅馬人的傳統與規律。經再三思考,朕得出結論,應將羅馬人之寬容精神推廣至基督教徒身上。
縱觀從《米蘭敕令》到今日的歷史,由於宗教信仰自由是尊重人權的重要表現,我們甚至可以說,這道敕令為18世紀傳遍歐洲的啟蒙思想開闢了先河。特別是《米蘭敕令》的前半段,讓人覺得好像在聽伏爾泰或狄德羅的言論。
克裡斯普斯是君士坦丁第一次婚姻時生的長子,後來為了與具有皇家血統的法烏斯塔結婚,而與克裡斯普斯的生母離婚。克裡斯普斯作為君士坦丁與離婚的前妻生的長子這一點,與君士坦丁年輕時相同。不過,君士坦丁將重責大任交給年輕的克裡斯普斯,並非因為想起自己年輕時的遭遇,對兒子產生同情。這純粹是因為當時在皇室中只有克裡斯普斯能夠協助承擔御駕親徵的任務需求。君士坦丁與法烏斯塔之間生的兒子,這時都還是幼兒。
據說這一仗打得比第一場還要激烈。只不過,要想讓有逃跑之意的官兵回心轉意,並帶來戰鬥的勝利,就必須有萬裡挑一的高級將領才行。敵軍光是佔據追擊的立場,就已經處於優勢地位。一如所料,第二場戰鬥李錫尼又落敗了。
我們,正帝君士坦丁和正帝李錫尼,於米蘭相聚,共商帝國大事。我們一致認為,在所有事關萬民的大事中,首先應該做出規定,保證尊重對神的信仰。
攻打多瑙河北岸的戰鬥最後勝利結束,被擊敗的哥特人只得向羅馬求和。君士坦丁以將4萬名哥特男子編入羅馬軍隊為條件,答應了對方的和談。這樣,到公元322年,君士坦丁總算脫離了7年來糾纏不休的北方蠻族問題。這也意味著,對君士坦丁來說,從最後一個樓梯口一躍登上樓層最頂端的機會來了。
雖然說開戰的年份不詳,但結束戰爭的年份留下了記錄。據說一直到公元322年的夏天為止,君士坦丁及其大軍在多瑙河南岸的反擊戰中始終佔據優勢,而到了11月時,雖然要面臨不利於戰鬥的季節,他們還是著手準備進攻多瑙河北岸。
如此一來,君士坦丁麾下就擁有了萊茵河防衛部隊和多瑙河防衛部隊這兩支羅馬軍中最強的軍事力量。相對的,因為講和而撿回一條命的李錫尼手下只剩下向來因軟弱而被輕視的東方部隊。對君士坦西來說,現在李錫尼已經算不上危險的競爭對手了。
君士坦丁的性格不是那種喜歡趁勢一鼓作氣爬到樓層最頂端的人,他具有每到樓梯口就停下腳步,回顧確認成果,之後再向下一個目標挺進的特質。這時他才40歲,不用擔心健康問題,可能他也認為不必急於成事。恐怕君士坦丁這個人是與「躁進」一詞最沒有緣分的人。
因為這些蠻族並不像羅馬軍隊那樣有組織和有紀律。他們一旦突破防線入侵之後,會為了獲得更多的財物而四處活動。如果面對的是有組織的軍隊,只要擊破其集團就可以達到目的。而對象是蠻族的話,這種作戰方法就不管用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搜尋分散在各地的蠻族小集團,逐一進行擊破。而在完成各個擊破之後,又輪到羅馬軍渡過萊茵河攻進對方的根據地。為了讓蠻族刻骨銘心地記住入侵羅馬會有什麼樣的下場,有時還必須做些殘酷野蠻的行為。而在羅馬的政策中,如果有任何部族願意對羅馬錶示恭順,願意提供兵力構築友好關係的話,羅馬方面也會欣然接受。這也就難怪克裡斯普斯要恢復高盧地區的和平,將不願停止敵對行為的蠻族趕入萊茵河東岸以遠,需要花費五年的時間。儘管如此,在這五年的時間裡,從來沒有發生過需要父親君士坦丁出兵支援的情況。克裡斯普斯作為年輕將領,第一次領兵打仗,可以說打得極為漂亮。
君士坦丁在這次作戰中依然採用親自率領騎兵團衝散敵軍陣型的粉碎式戰法。他雖然大腿中箭,但依然毫不退縮。官兵們看著總司令親自在戰場的正中央衝鋒陷陣,士氣也變得更為高昂。
公元306年時多達六名的皇帝,在7年後的313年只剩下了三名,他們分別是君士坦丁、李錫尼,以及守衛帝國最東邊的副帝馬克西米努斯·代亞。羅馬帝國處於一分為三的統治狀態。不過,想必君士坦丁不會滿足於現狀。但是,現在趁著打敗馬克森提烏斯的氣勢去攻打李錫尼,並非良策。原因有兩點:
第二,雖然李錫尼和馬克西米努斯·代亞向來不合,但如果選擇此時攻打李錫尼,很可能會迫使這兩位帝國東方的正、副帝聯手合作。
相對的,君士坦丁這邊的兵力,騎兵步兵合計有12萬人。數量上雖然不佔優勢,但這些都是剛剛與蠻族作戰過的士兵,可謂是久經沙場,戰鬥力非比尋常。除了這些陸上兵力,還從義大利和希臘召集了200艘三層槳帆船。
君士坦丁要想以少勝多,儘早掌握戰鬥的主動權就顯得尤為重要。當時君士坦丁親自率領騎兵軍團衝進敵軍陣營,讓人忍不住聯想起當年亞歷山大大帝如何率領大軍沖向5倍於自己的波斯大軍的情景。不過,羅馬士兵的戰鬥力可不是波斯軍能比的。這場激戰一直持續到日落。君士坦丁能始終佔據戰場優勢,倒不是因為官兵個人戰鬥力特彆強,主要還是指揮者能力存在差距。
公元311年4月,正帝伽列裡烏斯頒布的敕令全文如下:
等到第二天早上第二場戰鬥開始時,克裡斯普斯似乎發現拜佔庭附近海域的風向有兩種:靠近歐洲一側的海域主要刮東南風,而進入亞細亞一側的海域,則主要是由博斯普魯斯海峽吹來的西北風佔主導。
給予基督教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絕對自由,同樣也適用於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們認為,全面承認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於帝國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譽和尊嚴都不容遭到詆毀。
這場350艘對200艘槳帆船的海戰結果,將決定拜佔庭外圍兩側的制海權的歸屬。李錫尼手下的350艘戰船以小亞細亞一側的港口為基地,而克裡斯普斯率領的200艘戰船則以歐洲一側的港口為基地。雙方猶如隔著海洋,一左一右地擺陣對峙。而且,兩軍的戰艦在日出時分同時離開基地,朝對方疾馳而去,在海的正中央展開激戰。
馬克西米努斯·代亞是戴克裡先在公元305年退位時提拔為副帝的人,這樣的行為真是恩將仇報。戴克裡先退位釋出權力,也才過了8年的時間。在公元308年第四輪「四帝共治制」開始時,戴克裡先還能在人事方面發揮影響力,事隔5年,權勢卻衰落至此。我們實在不知道,當時已68歲的戴克裡先是如何承受這種明知妻女在外過著流浪生活卻無計可施的日子。這時已經沒有任何人再理會退位老皇帝的意見了。
答案很簡單,因為在相當長的歲月裡,宗教自由根本沒有得到保障。
李錫尼在陸地上的兵力,包括15萬名步兵,1.5萬名騎兵。海上的軍力,包括從埃及調來的130艘,塞普勒斯島和敘利亞·巴勒斯坦各110艘,共計350艘的三層槳帆船。
公元324年,李錫尼59歲,君士坦丁49歲。年輕10歲的君士坦丁再向李錫尼開戰時,再也不需要打著什麼幌子或者尋找借口了。這時他已經不需要隱瞞為爭奪皇位而發動戰爭的事實。
在戰鬥前制定戰略戰術時,應該只制定幾項基本的行動綱領,其他細節問題要等到上了戰場,根據戰況的發展隨機應變。如果事先將細節都規定好,那麼真正作戰時就會縮手縮腳,無法應對戰場上常常發生的意外。李錫尼可能是沒有擔任副帝的經歷就直接升任正帝的緣故,缺乏戰場經驗。即使擔任正帝以後,也是一再迴避武力衝突。在生死攸關的決戰之前,他應該也制訂了細緻的作戰計劃,但畢竟只是紙上談兵。他率領的是多達16.5萬人的大型軍隊,而且他還要求如此大規模的軍隊,必須按照事先制訂的詳細作戰計劃行事。在容易陷入混戰的戰場上,官兵們自然手忙腳亂,無所適從。一旦行動被限制,戰士的直覺也就無法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數量上的優勢反而會變成缺點。眼看敗局已定,士兵們紛紛逃離戰場,躲進附近的山裡。後來他們沒有追隨李錫尼逃往拜佔庭,而是選擇了毫無反抗地投降。這次,李錫尼又被部下拋棄了。
羅馬人是多神教民族,而多神教是一種互相認同不同宗教信仰的生活方式。因此,認同其他神靈,唯獨不認可基督教的想法,違背了多神教的精神,即單獨排斥基督教徒的想法,違背了羅馬人「寬容」的思想,所以不符合羅馬人的性格。這是那些即使不信仰基督教的羅馬人也無法徹底鎮壓基督教徒的原因所在。而反過來,羅馬人承認基督教時也會含糊其詞的原因也就在這裡。
所謂的準備,就是要讓200多年前圖拉真皇帝在多瑙河上修建的、長達1公裡以上的石橋恢復通行。這座「圖拉真橋」的20個橋墩是用堅固的石材建造的,但由石墩支撐的供應人馬車輛通行的橋面,則是木結構。在公元3世紀後半期,羅馬帝國放棄達契亞行省時,木造部分已被拆除。由於羅馬帝國撤出由圖拉真皇帝徵服並行省化的達契亞地區(現在的羅馬尼亞),這一段的多瑙河再次恢復邊界最前線的地位。因此,軍方出於防衛需求,將河流上的橋樑拆除。
與帆船比,槳帆船作為軍用船隻的歷史更為悠久。這是因為帆船只能依靠風吹動,而槳帆船除了帆以外,還配備了作用猶如馬達的槳,能夠按照人的意願移動。而一般情況下,在戰場上,無論有風沒風,都會把帆降下,僅依靠人力劃槳控制船隻進行移動作戰。另外,槳猶如現代的馬達,所以沒有風的時候也能驅動船隻。如果遇上順風,則可以同時使用帆和槳兩種動力,進一步提高船速,增強對敵船的衝擊力。
因此,我等(戴克裡先和伽列裡烏斯)為了讓這些人回歸祖先的傳統,決意採取強硬措施(此處指公元303年戴克裡先頒布的一系列鎮壓基督教徒的敕令),使許多基督教徒改宗棄教。
在這之前,羅馬要求屬於「共同體」的公民,不論個人信仰何種神靈,都必須對共同體的守護神——傳統的羅馬諸神,保持一定的敬意。在羅馬軍中,無論信奉基督教、密特拉教,還是太陽神,那都是官兵的個人信仰自由。但每年的1月1日,官兵必須聚集在軍團基地的中央廣場上,在舉行給羅馬諸神的獻祭儀式之後,對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誓忠誠。這時就要求大家暫時將個人信仰放在一邊,全體行動一致。
此外,這個時期,克裡斯普斯已經從父親君士坦丁手中接下了「愷撒」的稱號。這個時候的「愷撒」,不能像「四帝共治制」時期那樣,譯為「副帝」。「副帝」具有獨立判斷、發起軍事行動的權力,而君士坦丁可沒有給克裡斯普斯這樣的權力。因此,在「四帝共治制」之後的「愷撒」,應該恢復到公元2世紀元首制時期,是「帝位繼承者」或者「皇太子」的含義,並依此進行翻譯。君士坦丁會將克裡斯普斯定為繼承人,克裡斯普斯已經年滿20歲,而與具有皇家血統的法烏斯塔生的孩子,長子才1歲,次子剛出生。
李錫尼倉促辦完與公主的婚事後就急忙離開米蘭的原因,是馬克西米努斯·代亞因為對李錫尼和君士坦丁結盟感到緊張,所以率軍侵佔了本屬於李錫尼勢力範圍的小亞細亞。李錫尼一路向東行軍,沿途不斷與緊急召集的各路軍團會合,身邊還帶著新婚的妻子。也許李錫尼的這一舉動,是打算以公主為人質,阻止君士坦丁在西方的動作。不過君士坦丁可不會在這個大好時機輕舉妄動。這一次輪到君士坦丁隔山觀虎鬥了。
馬克西米努斯·代亞在慌亂之下,看上了兩年前去世的伽列裡烏斯皇帝留下的寡婦瓦萊利婭。她是「四帝共治制」的開創者戴克裡先的獨生女。馬克西米努斯·代亞認為,只要能與她結婚,就可以和李錫尼、君士坦丁處在同等的政治條件下。但瓦萊利婭拒絕了他的求婚。惱羞成怒的馬克西米努斯·代亞立刻派兵,不僅將這位先帝遺孀,還有恰巧在這個時期來探望女兒的戴克裡先夫人一起逮捕,關進了大牢。
李錫尼的妻子,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婭,這時再一次出面。至於勝利者和戰敗者這一次在哪裡舉行了會談,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據說李錫尼在妻子陪伴下,向君士坦丁下跪,併當面脫下了象徵帝位的紫色披風。君士坦丁拉著李錫尼的手扶他起身,並提出之前與妹妹約定好的和談條件。從今以後,李錫尼必須正式退位,進入自己的引退生活。這是饒李錫尼一命的條件。不過,李錫尼不得自行選擇引退地點,君士坦丁規定他必須在塞薩洛尼基與妻子一起過著引退生活。這就是當年60歲的李錫尼的餘生。
於是,克裡斯普斯命令麾下的戰船比前一天提早出港,天還沒亮就出發。如此一來,就可以將海戰的戰場推到接近亞細亞一側的海域。一切都如計劃中想的那樣,當雙方開始戰鬥時,克裡斯普斯的戰船不僅順風滿帆,而且全力劃槳,其衝擊力比起在逆風中只能依靠搖槳移動的李錫尼軍的戰船要強數倍之多。從正面承受這股衝擊力的敵軍戰船招架不住,只有被撞沉的份兒。最後,李錫尼軍的沉船數量超過130艘。加上前一天損耗的船隻,不知道李錫尼方面到底損失了多少船隻。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制海權完全掌握在了君士坦丁的手中。
到了夜晚,李錫尼及其軍隊拔營向東逃走,當時李錫尼對士兵宣稱是撤退而非敗逃,可他甚至連首都西爾米烏姆都棄之不顧,就直接一溜煙地逃到了色雷斯地區。底下的士兵對局勢自然也是心知肚明。途中部隊人數從3.5萬減少到2萬,倒不是部下背叛,而是官兵拋棄了自己的首領。
很久以來,我們二人(君士坦丁與李錫尼)始終認為信仰自由不應受到限制,每一個人都應該根據自己的信念和願望,信奉自己選擇的宗教。因此,在我們管轄的帝國西部,基督教早已得到承認,並允許基督教徒為加深其信仰而舉辦有關儀式。然而,這種意願在法律實施時給執行者帶來了困惑和混亂,為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將此問題做明文規定。
自今日起,無論是基督教徒還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無條件地保留其虔誠的信仰,以及舉行相關的宗教儀式,不受任何幹擾和幹預。無論是何等神明,我們都期望它以至高無上之存在,普降幸福於萬民,引領帝國全體走上和平與融合之路。
第二場戰鬥,發生在色雷斯與其南邊的馬其頓交界的山區。
直到公元317年,君士坦丁才做好反擊的準備。雖然北方蠻族突破防線的事情發生在上一年,但是要集合符合皇帝御駕親徵規模的大軍,不是三兩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一直到五賢帝時代為止,帝國的安全保障政策都是以強化防線為核心,努力構建一旦某處防線遭到突破立刻會有其他防線兵力馳援的體系。但是,自從戴克裡先即位之後,帝國安全保障的主力不再是沿著防線密集布置的軍團駐軍,而是由每位皇帝直接率領的遊擊部隊。而且既然是皇帝親自率領,部隊規模自然也要高達數萬人。就算在現代,大批兵力會合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這一點在古代也是一樣。
讀完《米蘭敕令》,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發布敕令的這兩位皇帝中,君士坦丁並未表示要改信基督教。此外,這道敕令也沒有給予基督教有別於其他宗教的特別優待。這只是一道全面認可羅馬帝國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並公之於眾的法令。
雖然君士坦丁和李錫尼兩位皇帝共同在《米蘭敕令》上署名,但兩人的同盟關係在馬克西米努斯·代亞敗亡後,很快就面臨危機。整個帝國版圖出現了西方由君士坦丁、東方由李錫尼統治的「兩帝共治制」局面。雖然形式上為「兩帝共治制」,但實際上與公元285年的「兩帝共治制」差了很多。
不過,在公元3世紀後半期,上臺又下臺的眾多皇帝中,有些鎮壓過基督教徒,有些則沒有。即使那些沒有鎮壓、迫害過基督教徒的皇帝,他們心中對基督教徒的想法只怕也跟伽列裡烏斯相同。
雖然敵我雙方在廣闊的平原上布好了陣型準備開打,但雙方分別投入16.5萬人和12萬人的大軍,這麼宏大的規模不可能布陣完畢馬上就進入全面衝突階段。最初幾天,雙方都只是派出少量部隊觀察局勢。後來君士坦丁領先對手一步,率先將試探性的交戰轉換成了全面的決戰。
正因為如此,當君士坦丁和李錫尼先後都獲得這項優勢條件之後,馬克西米努斯·代亞著急了。
帝國東方副帝馬克西米努斯·代亞的退場在歷史上雖然不是大事,卻牽連出一場悲劇。當時遭馬克西米努斯·代亞流放的瓦萊利婭和母親普裡斯卡認為,帝國東方由正帝李錫尼統一以後,自己的命運也會跟著好轉。對前皇後瓦萊利婭來說,李錫尼是獲得瓦萊利婭的丈夫伽列裡烏斯、父親戴克裡先的同意,才在缺乏副帝經歷的情況下,一舉登上西方正帝寶座的人。李錫尼至今繼位才5年,與伽列裡烏斯又交情甚篤。這兩位女性期待李錫尼能將她們遭沒收的財產返還,並護送她們回到戴克裡先的身邊。當時李錫尼正趁著戰勝馬克西米努斯·代亞的氣勢向東行軍,計劃將整個東方國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這兩位女性也前去參見李錫尼。
這是不是因為基督教徒想把功績歸到至今依然被稱為「大帝」的君士坦丁身上呢?
公元324年7月3日清早,雙方部隊在現代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之一的埃迪爾內附近相遇。這座城市是由哈德良皇帝興建,所以在古代稱為哈德良堡。埃迪爾內是這個名字轉成土耳其發音之後的稱呼。雖然位於色雷斯地區的最東邊,但這個城市還在歐洲境內。第一場戰鬥發生在埃迪爾內附近,這說明是李錫尼一方攻入了君士坦丁的勢力範圍內。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李錫尼沒有讓部隊從哈德良堡繼續向西前進。這一點使得君士坦丁有時間在希臘的海港塞薩洛尼基將陸上與海上兵力集結完畢。當部隊集結完畢、接受君士坦丁的命令後,陸上部隊取道東北,向哈德良堡進發。海上軍隊則從愛琴海北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前往馬爾馬拉海。
喪失制海權,對於兩面環海的拜佔庭來說,也就意味著補給通路被切斷。李錫尼悄悄地離開處於孤立狀態下的拜佔庭,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逃往小亞細亞。不過,這也沒有爭取到多少時間,君士坦丁率領的陸上部隊很快就渡海來到了亞細亞。李錫尼手上最後一張牌,就是在亞細亞地區展開陸戰。可惜,這場戰鬥又是由君士坦丁獲勝。這場戰鬥李錫尼損失了2.5萬人的兵力。
關於這一點,我想將兩道敕令翻譯出來進行一番比較。不過在這之前,我覺得有必要談一談兩巨頭在米蘭會談的過程。因為這場會談帶來了承認基督教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結果。每一個歷史現象的產生,必然有其特定的背景。而且,這一年的米蘭會談也提供了很多線索材料,為研究日後的羅馬史主角君士坦丁提供了依據。
羅馬帝國要比啟蒙思潮早1400年,即便到了後期,依然是多人種、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帝國。在這個繁雜多樣的大帝國內部,依靠著「羅馬法」「羅馬皇帝」以及「羅馬宗教」這個寬鬆的框框,才能保持統一。曾有英國學者評價,羅馬帝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聯邦國家很相似。
李錫尼也早料到這一天遲早會來,所以他趁著君士坦丁集中精力與北方蠻族作戰時,集結好大軍嚴陣以待。
羅馬人思想中的「寬容」(clementia)是,身為強者也不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弱者,尊重弱者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結果李錫尼根本就不打算接見這兩名應該算是舊識的女人。無奈之下,這對母女只好繼續流亡。為了儘可能地接近戴克裡先,兩人來到了希臘的塞薩洛尼基。而李錫尼派了一隊軍人在此,手裡拿著死刑判決書在等她們。統領羅馬帝國20年、創立「四帝共治制」的戴克裡先的妻子和獨生女,就在面對愛琴海的塞薩洛尼基中央廣場被處死,屍體直接讓人丟進了大海。我們不知道戴克裡先在亞得裡亞海海濱的斯普利特宮殿中接獲消息時,心中會做何感想。
馬克森提烏斯敗亡於公元312年的10月末。之後,君士坦丁以徵服者而非勝利者的姿態進入了首都羅馬。據說他在羅馬滯留的時間不足兩個月,那麼,想必他在公元313年年初就已經到達了米蘭。2月上旬,李錫尼也到了米蘭。想必李錫尼與君士坦提婭的婚禮也在不久之後很快就舉行了。因為李錫尼與君士坦丁共同簽署的《米蘭敕令》是在6月15日發布的,而在這份赦令發布的三個月之前,李錫尼就匆匆返回了東方。由此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不是一位容易被勝利沖昏頭腦或者貪圖享受的人。換句話說,他懂得趁熱打鐵。君士坦丁在戰場上擅長快攻,想必在政治上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具有等待時機成熟的慎重心態。
而讓社會走上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這條路的,就是君士坦丁本人。
匆忙離開米蘭的李錫尼,一邊與沿途召集的部隊會合,一邊向東疾行。當他進入小亞細亞時,已經是公元313年的3月末。馬克西米努斯·代亞率領的軍隊人數有7萬,相形之下,李錫尼的官兵人數只有3萬。不過,最後獲勝的是李錫尼。這並不是雙方指揮官的水平有差異,而是巴爾幹地區出身的士兵和東方長大的士兵實力差距太大造成的。馬克西米努斯·代亞在戰敗之後,逃到了位於小亞細亞東南方的塔爾蘇斯。同年8月,不知是自殺,還是被手下官兵暗殺,總之馬克西米努斯·代亞退出了人生舞臺。曾經多達6人的皇帝,就這樣一個個退出了政治舞臺,如今只剩下兩個人。不過,沒有人會認為,這樣的「兩帝共治制」狀態會延續下去。不,應該說,兩位皇帝自身比誰都更清楚這一點。
事情的導火索是君士坦丁的親戚惹禍以後逃到李錫尼手下,而李錫尼拒絕了君士坦丁的引渡要求。據說李錫尼的拒絕並非針對引渡,而是因為君士坦丁提出要求的方式太過傲慢。不管怎麼說,君士坦丁因此獲得了對李錫尼作戰的正當理由。
無論基督教徒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國民,個人選擇宗教信仰的權利皆應得到完全的認可。無論哪一方天神,都應得到崇拜和尊重,只要它能為作為統治者的皇帝及其臣民帶來和平與繁榮。從有利而且明智的角度出發,我們一致同意,我們二人屬下的所有臣民都應該得到宗教自由的權利。
攻防雙方都準備了軍用槳帆船,是因為李錫尼的勢力範圍在小亞細亞以東,而君士坦丁的勢力範圍在巴爾幹以西。雙方勢力的分界線正好是分隔歐洲和亞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馬爾馬拉海,以及通過達達尼爾海峽向南可以看到的愛琴海。由於地勢因素的影響,這場爭奪帝國霸權的戰鬥成了一場海陸聯合的大型作戰。君士坦丁決定親自指揮陸上作戰,海上作戰的指揮權則交給兒子克裡斯普斯。
羅馬皇帝對基督教徒的鎮壓時有時無,即使進行也不徹底,原因就出在這種思想上。唯一徹底鎮壓的例子就是戴克裡先發起的鎮壓政策。但這項政策真正嚴格執行,也只有兩三年的時間。因為上至皇帝,下至地方上的行政長官,連這些羅馬的行政人員,心中也不認同僅針對基督教徒信仰發起的鎮壓和迫害。
對於喜歡歷史的人來說,有些「年份」是非記不可的,公元313年就是這樣的年份之一。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這一年名義上和實質上皆為西方正帝的君士坦丁,與帝國東方正帝李錫尼在米蘭進行了會談;也不是因為這一年李錫尼遵守密約,在馬克森提烏斯戰敗後,與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舉行了婚禮;而是因為,這一年羅馬帝國的皇帝公開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此時,兩年前與李錫尼結婚的君士坦提婭,以當時婦女少見的意志和膽識,出來調停丈夫和兄長之間的鬥爭。可能是調停有效吧,兩位皇帝在這一年的12月達成和解,條件是李錫尼必須退到小亞細亞以東。雖然不知道能維持多久,但羅馬人之間的內戰至少算是暫時平息了。
相形之下,公元313年的「兩帝共治制」,內情完全不同。公元313年,李錫尼48歲,君士坦丁38歲,兩人相差10歲。兩人之間可不像戴克裡先和馬克西米安那樣,經常有人情味濃厚的感情交流。儘管李錫尼年長許多,在政治、軍事才能上卻無法獲得君士坦丁的尊重。這樣的兩人關係僅僅是雙方勢力的對峙。因此,兩人形成的「兩帝共治制」局面,維持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出現裂縫,也就不足為奇了。
朕訂立政策時,向來以帝國及居民之利益為基準。實施政策時,以恢復羅馬傳統與秩序為期望。基於上述觀點,面對拋棄傳統信仰的基督教徒時,朕嘗試各種方法,以期他們能夠再度回到我等身邊。然而這些人並未停下固執愚蠢的行為,不但未予繼承羅馬偉大祖先之行止,反而自行訂立社會規範,於帝國各地遊說,成功聚集很多徒眾。
不過,這個年輕人和父親不一樣,是個表裡如一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一點,他一上戰場就像猛虎出籠,顯得特別威猛。克裡斯普斯不但擅長快攻,還懂得運用謀略來有效推動戰場形勢。僅就戰場上的才華來講,他也許還在其父之上。法蘭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一遭到克裡斯普斯的反擊,馬上就兵敗如山倒。
儘管如此,卻依然有很多固執己見、拒不棄教者存在。而棄教者當中亦有相當多的人是為政策所逼,不得已而為之,而非心悅誠服地放棄基督教。結果,他們雖然不再信仰基督教神靈,但也未因此恢複信仰羅馬傳統諸神。而此等現狀,與我等羅馬人傳統中認同所有人生活方式的寬容精神不相符。
君士坦丁計劃的攻打多瑙河以北的方案,必須讓大軍渡河才能實現,因此必須建造橋樑。公元322年的準備工作就是徵集大量的木材,投入大量官兵,將圖拉真橋恢復到公元103年完工時的模樣。不過工程本身肯定要比200多年前簡單隨意得多。畢竟,現在只要求這座橋能通行就行。等到在對岸擊敗哥特人、渡橋回來後,這座橋還是要當場放火燒掉的。
不過,公元313年,並非羅馬皇帝第一次承認基督教。兩年前的公元311年,帝國東方正帝伽列裡烏斯已經承認過了。儘管如此,羅馬帝國皇帝承認基督教的時間,還是被認定為發布《米蘭敕令》的公元313年6月。
不過,君士坦丁不忍拒絕妹妹的懇求而選擇和談,這只是表面上的姿態,實際上,應該是君士坦丁盤算這次和談對自己絕對有利才做出的決定。一旦李錫尼退到小亞細亞以東,就意味著他退出了多瑙河防線的守衛工作。不負責多瑙河防衛工作,也就代表他放棄了多瑙河部隊的作戰指揮權。
《米蘭敕令》一頒布,就把「羅馬宗教」這個框框給去除了。這道敕令從內容上來說合情合理,無可批判,就連18世紀的啟蒙主義者也必定會讚不絕口。問題是,提倡這項思想的君士坦丁本人,是否真的認為沒有了宗教約束後照樣有辦法統治整個帝國呢?
儘管如此,《米蘭敕令》依然有充分的理由被人們認定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文獻。因為在公元313年,這道法令頒布後,羅馬人持續了1000多年的傳統宗教觀念被徹底打破了。
但是,僅僅在這道敕令頒布兩年之後,君士坦丁發布了《米蘭敕令》。不過,這道被公認為史上第一次承認基督教的《米蘭敕令》,其內容恐怕也無法讓基督教徒覺得十分滿意吧。因為就連這道敕令也是立足於羅馬的「寬容」思想上的。
早在共和制時期,羅馬就是一個多人種、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國家。即便在軍隊這樣一個理應著裝統一的地方也不例外。上了戰場,羅馬軍中也常常能看到赤膊上陣的日耳曼士兵身旁站著身穿長衫的東方士兵。這是因為羅馬人尊重各個民族在風俗習慣上的差異。
公元313年,李錫尼和君士坦提婭在米蘭結婚後,李錫尼獲益的不僅是迎娶了皇室成員,還為自身的勢力鍍了金。新娘是君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這一年應該剛滿18歲。新郎雖然已經48歲左右,但在當時這種年齡差不算什麼。不過,身為公主,到這個年紀還未出嫁的倒是少見。有可能是同父異母的哥哥君士坦丁,長期留著妹妹作為政治籌碼。因為對巴爾幹地區出身的貧民皇帝來說,與公主結婚,是將自身地位合法化的重要條件。
戴克裡先與馬克西米安的「兩帝共治制」能夠維持8年,是因為兩位皇帝的權力和權威並不對等。負責西方事務的馬克西米安,雖然形式上是戴克裡先的同事,但帝國統治的主導權一直在戴克裡先手裡。在這種狀態下,帝國能夠發揮統治機制,在於武夫型的馬克西米安對比自己年長5歲、政治判斷精準的戴克裡先心悅誠服,毫無二心。
不過,君士坦丁雖然是一位勇敢的武將,但不是能在求取勝利的同時,將敵我損失減至最小的戰略好手。這天他雖然獲勝,但戰鬥一直持續到太陽下山,屍橫遍野。李錫尼一方陣亡人數達到3.4萬。君士坦丁這方的損耗雖然要少一點,但是也已經無法立刻追擊敗逃的李錫尼大軍。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夠大獲全勝,只能說李錫尼的戰略戰術實在太差勁。
儘管局勢惡化至此,李錫尼還是逃到了尼科美底亞。尼科美底亞位於馬爾馬拉海的小亞細亞一側,是戴克裡先皇帝長年視為首都的地方,也是李錫尼8年來的根據地。李錫尼逃入這座城市,打算爭取作戰時間。不過,君士坦丁已經決定要在這裡將所有問題做個了結。
在拜佔庭南部海面進行的第一場海戰,敵我雙方都沒有遇到順風。由於雙方都靠槳驅動船隻,因此局勢一直對船隻數量佔優勢的李錫尼軍有利。不過雖然敵我雙方損失都很慘重,但第一場戰鬥並沒有分出勝負。
而在《米蘭敕令》頒布以後,就再也沒有這個必要了。這道敕令承認個人有完全的信教自由,卻完全沒有提到國家「共同體」的宗教。也不像伽列裡烏斯敕令那樣,在認同基督教徒信教自由的同時,也註明「必須在不違背帝國國法之限度內」一條。因此,《米蘭敕令》是「無條件地完全認同」宗教信仰自由。
只不過,這個餘生連一年都沒能維持。第二年,突然有一隊士兵闖入可以眺望愛琴海的塞薩洛尼基隱居地,聲稱李錫尼私下與哥特人聯絡,密謀反叛君士坦丁,然後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將李錫尼處以死刑。還是少年的兒子也遭到殺害。據說,李錫尼的妻子君士坦提婭後來跟君士坦丁依然關係良好,但不久就改信基督教了。據說君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也已經改信基督教,所以君士坦提婭成了皇室中第二個改信基督教的人。在《米蘭敕令》發布以後,男性皇族成員基於政治上的原因,還難以接納基督教,而女性則沒有這個問題。至於改信基督教後的前皇後,在何處如何度日,後人無從知曉。
而不躁進意味著這個人在不適宜倉促行事時,會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為日後做準備。君士坦丁在公元306年剛剛登上權力舞臺時,根據地位於萊茵河的支流摩澤爾河上遊的特裡爾,現在德國的最西邊。在公元312年戰勝馬克森提烏斯之後,他把根據地遷到了義大利的米蘭。在公元315年戰勝李錫尼之後,他的根據地又移到了羅馬帝國後期多瑙河防線的關鍵要地、靠近多瑙河的西爾米烏姆,現在的塞爾維亞和黑山共和國的米特羅維察。這些舉動給人的感覺是他一步步將棋子向東方移動。也許僅從這件事情就可以推測出君士坦丁腦海中是如何勾畫羅馬帝國的形態的。但是,君士坦丁優秀的地方在於,樹立大目標之後能將達成這一目標的路徑分成很多小步驟,然後一步一個腳印認真執行完畢。
或者是,雖然伽列裡烏斯的承認和君士坦丁發布《米蘭敕令》之間只有兩年的間隔,但是內容上有明顯的差異?
由君士坦丁和李錫尼兩位皇帝共同簽署,於公元313年6月發布的《米蘭敕令》,全文如下:
因此,從今日起,朕允許基督教徒重建其共同體(亦即允許信仰)。但在此要明文規定,必須在不違背帝國國法之限度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