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基督教扶持政策

人們一旦成了神職人員，這些問題就會全部消失。最大的好處在於君士坦丁免除了神職人員納稅的義務。不僅如此，生活費用也會得到教會的資助。這也是教會需要資產的原因所在。

就在這個時期，君士坦丁皇帝頒布敕令，將古代對單身人士不利的制度做了修改。很多研究人員認為，這也是扶持神職人員階層的政策。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會不會是在給民間日益增多的轉業神職人員的熱潮踩剎車呢？因為君士坦丁在位早期就頒布了神職人員數量限制措施。無論主教或祭司，除非有空缺，否則不允許添加新人。

而且這種現象還蔓延到羅馬社會中屬於上層中產階級的地方議員階層「decuriones」。只是，這些人轉行為神職人員，並非純因經濟需要。由於所有的職業都轉變成了世襲制，這些人也被綁在了地方議會的議席上。而在後期的羅馬帝國，這項工作不僅沒有任何樂趣可言，而且還要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在中央集權高度集中的羅馬帝國後期，地方自治體以前能享受的諸多權力均被剝奪。元首制時期被譽為帝國「細胞」的地方自治體和殖民城市，如今都淪為單純的地方行政區。身為地方議員之子，也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只能繼承家業，而且被視為富裕階層，課以重稅。這些稅還必須兌換成金幣繳納。而每兌換一次，資產就要減少一分。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打敗最後一名競爭對手李錫尼之後，從這一年到公元337年的13年間，一直是羅馬帝國唯一的最高統治者，獨攬大權。這意味著他之前在帝國西方實行的基督教振興政策，從此也開始適用於帝國東方。基督教勢力原本在東方就很強大。從小亞細亞到敘利亞—巴勒斯坦，整個帝國東方的基督教會，自然會把君士坦丁看成十二使徒一樣的存在進行崇拜。在這種情況下，羅馬帝國越來越像基督教國家了。而君士坦丁發出的第一彈，就是在打敗李錫尼之後馬上開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設。

可能有人會說，禁止結婚的規定不會阻礙一般民眾轉變成神職人員嗎？這裡要說明的是，基督教會的神職人員必須履行單身義務的規定，是進入中世以後才開始的。耶穌基督的十二使徒大多有家室。初期基督教會的主教也大多有婚姻關係。也就是說，這一點不會成為人們變成基督教神職人員的阻礙因素。

一直到公元1440年，這份文書才被證明是徹底的偽造品。在文藝復興時期，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的人，被稱為「人文主義者」。義大利出生的「人文主義者」洛倫佐·瓦拉在一字一句對行文整體進行嚴密的考查之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這份捐贈書並非出自君士坦丁在世的公元4世紀，而是公元10、11世紀基督教會內部人員偽造的贗品。這個發現使得世俗君主擺脫了束縛在身上1000多年的枷鎖。而這件象徵文藝復興精神的實例也告訴我們另一個事實，那就是有這樣一件偽造文件出現，說明皇帝資產贈予基督教會的行為，對於基督教會來說，意義是多麼重大。順帶說一句，這份偽造品《君士坦丁捐贈書》的原版，現在就收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裡。

神職人員應該不受其他諸多事務煩擾，專註於神聖的職務，方能對國家做出無法衡量的貢獻。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家自然會想到去從事國家行政事務或者去服兵役。但是，雖然伴隨行政機構擴大而增加不少公務員，但既然是可以領取金幣的熱門職業，門檻自然很高。至於服兵役，由於當時是由來自巴爾幹地區的人掌握大權，想必有人不願意入門受欺凌。

政策也好，施政也罷，常常會在立案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產生效果。這一道免除基督教神職人員公務的敕令，產生了一個恐怕連君士坦丁本人也未曾預料到的額外效果，那就是羅馬社會的中間階層，特別是其中文化層次較高的那一類人，開始紛紛湧進基督教會。

也許有人會說，成為神職人員，不是要牽涉到宗教信仰問題嗎？我在這裡向大家說明兩個現狀：

君士坦丁為了吸引人口，在新首都除了實行很多之前敘述過的振興措施外，還要加上一項在他獨攬大權後才實行的新政策，那就是將埃及產的小麥全部轉運到新首都。以前埃及產的小麥都是首先確保首都羅馬和義大利本土的需求，載著埃及產小麥的運輸船大多數由地中海向西航行。如今雖然同樣經由地中海運輸，只不過航行的方向改成了向北。君士坦丁為了保障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定居的社會底層階級的福利，決定在此恢復以前在羅馬和其他城市實施過的小麥免費配給政策。據說在君士坦丁堡免費領取小麥的人數有8萬人。在開國皇帝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這個人數為20萬。據此推斷，新首都的規模大約是原首都羅馬的四成。埃及產小麥與帝國全境小麥產量的比例，也是四成左右。不管怎麼說，光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對於新首都付出的極大熱情。而熱情越大，與付出對象之間的關係也越深厚。因此，對基督教振興付出極大熱情和心血的君士坦丁，與基督教教義關係密切，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而言之，即便是宗教組織，不，也許正因為是宗教組織，資產的作用尤為重要。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當君士坦丁將皇帝的資產捐贈給基督教會時，當時的基督教會人員為什麼不僅感恩戴德，還永世不忘。知道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君士坦丁會獲得「大帝」的尊稱。

基督教的神職人員，義大利語叫「clero」，來源於拉丁語「clerus」。不過「clerus」一詞直到帝國後期才出現，語言學上也把它歸入了「後期拉丁語」之列。要知道，無論是共和時期，還是進入帝政之後，在羅馬人使用拉丁語的1000多年歷史裡，都只有「祭司」（sacerdos）一詞，而沒有「神職人員」（clerus）一詞。因為羅馬雖然有主持宗教儀式的人，但沒有以傳達神意給人民為職業的神職人員。既然沒有實體存在，自然也就沒有表達的名詞。從「神職人員」一詞開始出現在羅馬社會中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想要建立的帝國，和以前的羅馬帝國完全不同。

而君士坦丁所謂的「應該不受其他諸多事務煩擾」，等同於「應該不受其他諸多神靈煩擾」。這些「牧羊人」自然會歡天喜地地接受這項政策。

這一項政策也是以敕令的形式實施的。具體來說，就是承認決意將一生獻給基督教神靈的人，有權不承擔任何公務，包括國家公職、地方自治體政務，以及軍隊中的軍務。換句話說，「神職人員」今後只要專心從事宗教事務即可。這意味著，羅馬皇帝這一最高權力人正式承認了基督教神職人員階層的獨立。

優西比烏主教在其著作《基督教會史》中痛心地寫到，很多人入教是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當時的現狀。不過，基督教會一方卻因為這一世俗的現象而獲益，那就是神職人員素質因此大幅提高。以前主教或祭司大多由出身於社會底層的人擔當，現在這個階層文化層次提高很多。當時的基督教會得到君士坦丁這個難得的支持者，正在向羅馬帝國中樞滲透。這個現象又使得教會獲得操縱語言的有效才能，成為一項有力武器。《聖經》上說，起初是先有語言。

因此，君士坦丁將皇帝的資產贈予基督教會的行為，不僅違犯了《米蘭敕令》，也違背了羅馬皇帝身為公共人物應有的行為準則。問題是，他現在已經是事實上的最高掌權人。即使明知這個人玩起表裡不一的兩面手法，公元4世紀的非基督教徒也已經沒有力量和氣魄來指責了。

公元4世紀的羅馬社會，列位皇帝相繼推出的一連串政策，直接衝擊了在元首制時期作為社會骨幹的中產階級，使他們沒落至崩潰的邊緣。

君士坦丁本人，既然身為羅馬皇帝，也就身兼羅馬宗教的領頭人——「大祭司」。在官方祭祀活動中，他不僅要參加，還有領頭率領眾人舉行祭祀儀禮的義務。姑且不論其內心做何感想，至少他並非基督教徒，也沒有接受過洗禮。

《米蘭敕令》發布後，君士坦丁將表裡不一展現得淋漓盡致。除了由國家補償沒收的資產、捐贈皇帝資產給教會外，還有一項意義重大、給後世帶來深遠影響的政策，那就是皇帝極力支持神職人員階層的獨立。

但是，皇帝將資產捐贈給基督教會的行為，徹底違背了《米蘭敕令》的宗旨。敕令只是承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樣，享有信仰和宗教活動的自由，並未將它列為國教。而皇帝的私有財產是在其登上羅馬帝國皇位之後才被賦予使用之權力的，而不是個人可以隨便處理的私有財產。正因為如此，從開國皇帝奧古斯都以後，皇帝的資產都是由下一任皇帝繼承。換句話說，資產是與羅馬皇帝這一地位捆綁在一起的，而不是皇帝個人的財產。在公元3世紀前半期，曾經出現過一位利用皇帝資產熱心扶植特定宗教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人們紛紛抨擊其濫用職權的行為，不僅如此，最後埃拉伽巴路斯還慘遭謀殺。

戴克裡先皇帝推出的稅制改革，將一直以來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轉變成了以直接稅為主，結果最受重稅之苦的就是中產階級。

對於基督教會來說，雖然教堂是向天神祈禱時用的場地，但是要讓教堂運作起來，可不是光靠祈禱就能辦到的。姑且不論祈禱與否，光是彌撒之類的宗教儀式，還有救濟貧民的各項活動，就需要一大筆錢。當然，獲取金錢比較理想的方式是一般信徒的捐贈。不過，如果有人願意提供大規模的經濟基礎作為後援，對於創造良好的信仰環境是再好不過的。這些經濟基礎，可以是教會周邊廣闊的農耕地、土地上飼養的家畜家禽、生產商品的工廠以及銷售商品的店面等等。

有一項絕好的證據可以證明，君士坦丁的捐贈行為是如何長期停留在基督教會人員的記憶中的，這就是《君士坦丁捐贈書》。這份文書在漫長的中世紀長期束縛著歐洲君主王侯們的行動。因為這裡面明確記載，君士坦丁皇帝已將整個歐洲捐獻給了羅馬教宗。天主教會舉著這面金牌對王侯們表示：「你們所謂的領土，實際上都是由君士坦丁大帝捐贈、由基督教會持有的資產。你們只是受教會委託統治的人員而已。如果你們有任何忤逆土地真正所有人基督教會的行為，羅馬教宗將有權立即收回委託權。」

君士坦丁直接繼承了上述的稅制，而且他還把傳統的銀本位制改成了金本位制。在這項改革之後，羅馬社會分成了以價值穩定的金幣為收入和以匯率不斷變動的銀幣為收入的兩類人。除了能以金幣領薪的國家公務員和軍方人員以外，其他被劃到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則被劃為了後者。

第二，現實生活的困窘。人們一旦迫於需要而無計可施時，信仰問題就會擺在其次。實際上，為了掙一口飯喫而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在少數。而且，在君士坦丁大力振興基督教背景下，這些人的數量還在不斷地增多。

對於免除神職人員一切公務的施政理由，君士坦丁自己是這麼表示的：

公元4世紀的基督教徒自然對這項政策表示熱烈歡迎。在君士坦丁時代，雖然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得到了承認，但其他的宗教依然存在，特別是羅馬諸神依舊作為國家宗教而存在。在這個時代，從就任公職的立場上來說，公職人員必須常常參加官方祭典。對於決心僅向基督教唯一真神祈禱的信徒來說，參加獻給羅馬傳統諸神的祭典本身就是一種痛苦。尤其在場的，不是被比喻為羊的一般信徒，而是以引導羊羣為己任的牧羊人，即神職人員，那就更痛苦了。因為基督教的神與其前身猶太教的神一樣，是「一」而非「多」。作為一神教，拒絕承認唯一真神以外的其他神靈的存在，正是其宗教的存在理由。

君士坦丁在《米蘭敕令》頒布後不久，很快就推出了第二套與基督教相關的政策。這套政策對於提振帝國境內基督教勢力同樣具有莫大的助益。那就是，君士坦丁將皇帝的私有財產捐贈給基督教會。這裡說明一下，在推行帝政300多年後的當時，伴隨著自耕農的衰敗，皇帝手中吸納的農耕地已經廣袤無邊。換句話說，羅馬皇帝已經是帝國境內最大的地主。

第一，面對國勢、威望日趨衰落的羅馬帝國，羅馬人悲嘆他們已經被羅馬諸神拋棄。在這個時代，即使對基督教沒有皈依想法的人，羅馬傳統諸神的信仰也淡化了。而一神教的危害要到一年多以後才清晰地顯現出來，多神教思想下的古羅馬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對這些人來說，要應聘基督教會的神職人員，心理上自然也不會有太大的抵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