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尼西亞公會議

這句話引自一位專門研究羅馬帝國後期歷史的英國學者的著作。眾主教聚集在小亞細亞最西邊的尼西亞召開公會議的時間，是公元325年，距離羅馬帝國滅亡還有150年。

那麼，這裡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君士坦丁為什麼要如此不辭辛勞地喚起人民的需求？這種將「少數」人的需求變成「多數」人需求的行為，無論其背後動機是什麼，都是不可忽略的問題。換句話說，君士坦丁如此扶持基督教，能得到什麼好處？

在尼西亞召開的公會議中，主教們如眾星捧月般地將君士坦丁大帝圍在中間的畫面，正是中世紀已經開始的最佳象徵。

閱讀君士坦丁遺留下來的書信後，我發現，就連反對派也很難從字裡行間挑出毛病。

可是在一神教當中，尤其在熱心於對異族傳教的基督教當中，有一股認同信仰同一宗教的信徒，更勝於認同住在同一社會的同胞的傾向。換句話說，比起幼時一起長大的朋友，基督教徒更注重臨時拜訪、信仰相同的信徒。

事情的起因是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地區做牧師的阿裡烏斯，主張不同質的說法。阿裡烏斯認為，上帝相當於哲學上的「單子」，是構成精神實體的基礎和最後單位，是不可知的存在。而上帝之子耶穌基督既不與人同質，也不與神同質。也就是說，相對於上帝這一崇高、不可知的永恆存在，有著出生、成長、在十字架上死亡這一系列經歷的耶穌，就不是神靈。

那麼，既然基督教徒只佔「絕對少數」，為什麼戴克裡先還要這樣徹底地進行鎮壓呢？

不過，阿裡烏斯派最強有力的支持者是另一位同名主教——當時在信徒中擁有絕對影響力的尼科美底亞主教優西比烏。在帝國東方主教區中，勢力最大的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敘利亞的安提阿和這裡的尼科美底亞三大教區。亞歷山大的主教和尼科美底亞的主教意見相左，意味著帝國東方的基督教勢力分成了阿裡烏斯派和亞他那修派兩個派系。情況演變至此，已經不是爭論教理的問題了，而是升級為教會分裂的危機。召集兩派人物前往尼西亞，試圖消除因教理解釋不同而產生的對立局面，已經成為君士坦丁無法迴避的責任。

為什麼君士坦丁不這麼想呢？這個問題遠非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與君士坦丁為什麼如此熱心地扶持基督教的問題答案相同。

尼西亞公會議在歷史上意義重大。在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就不用說了，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這次會議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為尼西亞公會議上決定的基督教「形式」一直延續到現代，形成現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

「羅馬人曾經三次統治世界：第一次以軍團，第二次以法律，最後則是以基督教。」

可是，君士坦丁雖然如此公然地表露出親基督教的行為，但同時也是按照傳統羅馬皇帝的風格行事的人。他發行的貨幣正面是他本人的側臉雕像，背面則跟歷代羅馬皇帝一樣，刻著羅馬諸神的圖案。而且，他也沒有禁止舉辦官方祭祀活動。後來他的兒子繼位，頒布禁止官方祭祀活動的敕令時，聲稱這是父親的遺志。問題是，這種沒有任何佐證的「遺志」，是最靠不住的史料。總之，君士坦丁雖然偏袒基督教，但至少表面上還是遵守著《米蘭敕令》中宣稱的宗教平等。這個人在位期間，帝國依然是「諸神混處」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羅馬帝國依然是當初的羅馬帝國。

在戴克裡先心目中，鞏固帝國的安全防衛是他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實現復興的目標。具體來說，就是要阻止蠻族突破帝國防線，嚴防其深入帝國內部進行燒殺搶掠，將帝國居民從擔驚受怕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要達成這一目標，設立帝位，保證領導層同心協力的體制固然重要，帝國境內普通大眾一起保衛「共同體」的心意也是不可或缺的。堅決認定蠻族是敵人的思想，才是真正能穩固國家安全的「基礎」。

研究人員努力地、一字一句地研究君士坦丁遺留下來的文件和書信，試圖探尋這個人在《米蘭敕令》之前是否對基督教信仰持有親近的態度。另外還舉出在戴克裡先向基督教宣戰、數次發布的敕令發揮效力的時期，君士坦丁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統治的帝國西方，幾乎沒有鎮壓基督教徒的史實為證，說明從其父親開始，君士坦丁家族一直對基督教保持寬容的態度。進而研究人員認為，受此影響，君士坦丁在政治上偏袒基督教，是理所當然的結果。換句話說，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的偏袒，最終還是歸結於他自身的信仰。

據說當時在小亞細亞的地方城市尼西亞聚集的主教接近300人，其中帝國西方的主教僅有10人不到，其他均來自帝國東方教區。僅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帝國東西方基督教勢力差距有多大。而且，正因為如此，出席尼西亞公會議的主教們大半是希臘人後裔。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主教們在皇帝面前大發議論，爭執不休，遲遲無法得出最終結論。因為希臘人一直都有好辯論的習慣，常常讓羅馬人覺得受不了。

至於君士坦丁個人是否對基督教有信仰之心，這個問題實在很難一口咬定是或否，因為有無信仰之心完全是個人問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君士坦丁對基督教絕無惡感。

具體是誰不記得了，但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

也正因如此，光是近現代，研究這次公會議的文獻就數不勝數。不過我要寫的是羅馬史，而非基督教會史，所以在此僅做簡略敘述。總之，君士坦丁因偏袒基督教而捲入了歷代皇帝都不會介入的「教理」爭端。

如果僅僅是神職人員圍繞教理展開爭論，那麼問題不需要皇帝介入，大可聽之任之。可為什麼君士坦丁要插手這件事情呢？因為如果置之不理，君士坦丁曾經大力扶持、現在依然努力協助的基督教會，有可能會走上分裂的道路。如果允許一次分裂，那麼就會產生更多的分裂，其結果就是基督教最終走上凋敝沒落的結局。

這個問題起源於七八年前的阿裡烏斯派與亞他那修派的教理之爭。君士坦丁曾派心腹何西烏主教前往調停，可惜徒勞無功。

有很多人認為，身為領導者或者統治者，應該了解其治下的人民內心所求，生活所需，並以滿足人民所求、所需為己任。不過，這只是一種未經深入思考就囫圇吞棗地理解民主主義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很多政治家都以上述「任務」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確實，這是從政人員的任務，但這只是一部分任務，而非全部。因為所謂需求，除了現有的，還有的需要人為去喚起。

雖然是書信，但用詞造句都極為小心謹慎，頗有政治文章的文體特徵，從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一丁點兒與基督教信仰有關的蛛絲馬跡。可見，君士坦丁實在是一個很高明的雙面人。

君士坦丁的母親海倫娜是個有名的基督教徒。當然，在戴克裡先在位時，這件事肯定不能對外聲張。海倫娜公開表示信仰基督教，恐怕要等到兒子的皇位穩固、發布承認基督教的《米蘭敕令》之後。特別是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成功掃除所有對手之後，身為皇太後的海倫娜備受尊崇，甚至完成了朝拜聖地耶路撒冷的旅行。

在我看來，這個學說很有意思，但是基督教會向來主張「三位一體」理論，即上帝、聖子耶穌、聖靈三者同質，因此屬於一體。從教會的角度來看，阿裡烏斯的學說屬於異端邪說。因此，阿裡烏斯的上司，三位一體派的亞他那修主教，開除了阿裡烏斯，並將他驅逐出了亞歷山大教區。

戴克裡先害怕的，並非基督教徒的實際數量，而是擔心基督教普及之後，帝國的「防線」會被侵蝕。如果敵我不分，防衛對象也就不再明確，「防衛」的功能也就無法發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戴克裡先繼承了元首制時期列位皇帝對基督教的觀念。很多研究人員將戴克裡先定位為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皇帝，也是從這個角度得出的結論。

那麼，對君士坦丁而言，非要在尼西亞召集主教來解決的問題，又是什麼呢？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君士坦丁位於世俗權力的頂端，他與宗教世界的分裂或滅亡可是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但當事人並不這麼想。

話題轉回到尼西亞公會議上，逼著君士坦丁必須親自召集公會議來處理的「教理」爭議，簡單來說，就是上帝與其子耶穌是同質還是不同質的問題。

最終，作為會議主席的君士坦丁，不知是以某種回饋為條件，還是僅憑皇帝的權勢施壓，總之，他讓會議達成了發表《聯合公報》的共識。公報中再一次肯定了「三位一體」理論的正確性。從後來君士坦丁的言行推測，他本人似乎更認同阿裡烏斯的觀點。只不過若推翻一直被視為基督教會正統思想的「三位一體」學說，必然會在基督教內部引發地震狂潮，動搖基督教徒的信念。君士坦丁當時最為重視的，應該是基督教會組織的統一。

那麼，君士坦丁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去扶持基督教會呢？

話雖如此，雖然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可以體會基督教的神職人員選擇三位一體學說時的心態。因為人活著並不滿足於追求真理，他們更希望通過外力獲得心靈的救贖。說到追求真理的人，歷史上已經有一位蘇格拉底。如果說耶穌死於十字架上就宣告一切的終結，那麼在為真理獻身這一點上，喝毒酒而亡的蘇格拉底和耶穌沒有區別。但是，死於十字架上的人耶穌，後來又復活升天，成為救贖的象徵。耶穌要復活升天，成為「不可知」的存在，才能成為救贖的象徵，即為那些希望獲得救贖的人點燃希望。相反，蘇格拉底則沒有達到救贖的境界。因為他自始至終都是個「可知」的人。

對於以信仰為基礎的宗教組織而言，人們信奉與否的重要性要遠高於真實與否。因此，公元4世紀時的基督教會摒棄阿裡烏斯的觀點，選擇「三位一體」論，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不，應該說，正因為基督教採用了「三位一體」說，才打開了通往世界宗教的大門。而這一決斷的形成，也要歸功於君士坦丁召集的尼西亞公會議。

至於他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在鎮壓基督教徒時態度消極一說，也只是因為帝國西方的基督教勢力並不強盛。既然基督教徒力量薄弱，數量也不多，鎮壓和迫害的程度自然也會隨之減弱。

為什麼城市裡的基督教徒多，而鄉下比較少呢？首先，應該是城市裡容易形成追求新事物的潮流，而相對的，農村地區比較保守，這也是一個自古至今都相通的現象。其次，從公元3世紀開始，羅馬帝國產生一個特殊的現象，即由於蠻族入侵而導致了鄉村人口流失，城市人口過度集中。至於這一現象為什麼會跟基督教勢力擴增產生關聯，我在《羅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國》最後一章「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中有詳細的論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不管怎麼說，本書中提及的公元3、4世紀中「在基督教誨下醒悟」的人，佔羅馬帝國人口的比例僅為「絕對少數」，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柏拉圖的介紹蘇格拉底思想的《對話篇》和《新約聖經》一樣都是暢銷書，但在2000年的歷史裡，其銷售數量有著無法估量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也體現了對一般善男信女而言，追求真理的大道和期望獲得救贖的需求之間的差距。

那麼誰擁有公會議的召集權呢？

確實，在公元324年成為唯一的最高權力者之後，君士坦丁就建設了一個只有基督教堂、沒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就連在多神教聖地羅馬，君士坦丁也修建了包括聖彼得大教堂在內的留存到現代的很多重要教堂。不僅如此，他還在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修建了對基督教徒而言無比重要的聖墓教堂。

之前主教們也經常聚會，但並非由皇帝召集。西尼亞公會議是第一次由羅馬皇帝正式召集的公會議。為什麼君士坦丁要做出這樣史無前例的行為呢？在這裡我要再重複一次，當時的基督教雖然有最高統治者在背後大力支持，但依然只是諸多宗教之一。

海倫娜是小酒館老闆的女兒，出身卑微。在「四帝共治制」下，由於副帝必須迎娶正帝的女兒，迫使她與結婚多年的丈夫離婚。身為兒子的君士坦丁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感情自然深厚。兒子總會同情母親，尤其是遭遇不幸的母親。如果兒子對母親給予的同情與親情，愛屋及烏地擴及母親信仰的宗教，這也是為人子的常有心態，再正常不過了。

如此一來，對居住在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徒來說，比起同住在帝國境內的同胞，如果蠻族信仰基督教的話，這些人反而會是更加親近的同胞。「同胞」一詞除了「同一國家的人民」之意以外，還可以表示「兄弟姐妹」的意思。而在基督教世界中，所謂的兄弟和姐妹，代表的是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是有共同的信仰的人，這是一種相當重要的關係。

現在還剩一個問題，那就是君士坦丁為什麼如此偏袒僅佔絕對少數的基督教徒？因為君士坦丁既然身為政治人物，就該清楚如果硬行推動只有少量支持者的政策，會成為政治人物的致命傷。

不過，一直到最後，阿裡烏斯與追隨他的兩名神職人員都拒絕在《聯合公報》上簽名。於是，君士坦丁將這三人流放至遠離東方的萊茵河畔。但幾年後，又取消了這個處分。這一事實說明，在公元325年舉行的尼西亞公會議中，基督教會並非全部支持「三位一體」理論。其後又經過了多番波折，特別是後來阿裡烏斯派在北方蠻族中傳教成功，使得這兩派之間的爭執持續了好幾個世紀。

由於羅馬皇帝身兼大祭司職務，自然擁有這項權力。後來這項權力就落在了主教中有威望的人士身上，即由羅馬教區主教接手，一直延續到今天。因此公會議的召集權在羅馬教皇手中。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公會議在教會史上的重要性從未降低過。畢竟「教理」是由活著的人來解釋，一千個人就有一千種解釋，因人而異再自然不過。而且，「教理」還有另外一個麻煩的特點，那就是解釋還會隨時代的變化而有所不同。

從理論上來說，宣稱上帝與耶穌基督不同質的阿裡烏斯學說更有說服力。就算最終死於十字架上，一個愛護人類、追求真理的耶穌，形象不也很完美嗎？

基督教方面，以一神教徒慣有的看法，將與自己持不同信仰的人統稱為「異教徒」。漢語「異教徒」一詞，在原文拉丁語中稱之為「paganus」。研究人員稱，是住在意為「村莊」的「pagus」裡的人，也就是「村民」的意思。這也可以證明，公元4世紀時，基督教徒還是城市裡多，鄉下則比較少。

我認為說得很有道理。軍事力量和羅馬法是眾所周知的史實，而基督教也在羅馬人經手之後才獲得了「國際競爭力」。耶穌基督和十二使徒都不是羅馬公民，而是受羅馬人統治的行省居民。但是，自卡拉卡拉皇帝廢除了羅馬公民和行省居民的差別後，曾經的「行省居民」也就成了「羅馬公民」。出席尼西亞公會議的君士坦丁與諸位主教，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都是「羅馬人」。羅馬人採用了聖子耶穌與上帝同質的「三位一體」說，因而確立了死後救贖的觀念。也就是把基督教改造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即使這與當初耶穌基督的理念不同。

如果君士坦丁只是一位認為統治者應該理解被統治者的需求並給予滿足的領袖人物，他就不會大力推廣只有5%支持者的新政。所以說，他是位理解需求可以藉由人為喚起的領袖。

可是阿裡烏斯在流亡途中陸續獲得了許多支持者。比如說，巴勒斯坦地區主要城市愷撒利亞的主教優西比烏就是其中一位。這個人後來著有《基督教會史》《君士坦丁傳》等。雖然他後來又轉變成三位一體派，但一開始他是阿裡烏斯派的支持者。

一提到霸權國家，很多人腦海中就會浮現一個超級大國任意欺壓其霸權下小國的場景。然而，無論是霸權國家，還是霸權皇帝，擁有霸權的同時，也伴隨著責任和義務：第一，身負保衛霸權下的國家和人民的責任；第二，具有調解霸權下國家、民族間矛盾的義務。因為世間的很多紛爭，往往當事雙方因爭執不下而遲遲無法解決，這時就需要一個擁有足夠權力或權威且雙方都信服的第三者來調停，才能有效地解決爭端。

另一方面，雖然中間隔著一段爭權奪勢的時期，但戴克裡先的繼任者實際上還是應該視為君士坦丁。只是，君士坦丁不僅轉而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更成為第一位大力扶植基督教的羅馬皇帝。話說回來，在君士坦丁時代，帝國境內基督教勢力依舊是「絕對少數」的狀態。不僅如此，在戴克裡先大力鎮壓之後，數量比以前還要少。儘管如此，君士坦丁還是把前任皇帝的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為什麼？

多神教就是人們去祭祀諸神以得到神靈的守護，因此沒有「天神教誨的真理」，即「教理」（dogma）的存在，也不足為奇。然而以指導人類生存方式為目的的一神教，「教理」本身的存在正是宗教存在的理由。教理如此重要，因而對教理的解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如果放任解釋的差異而不進行調整，宗教組織就會冰消瓦解。而召集主教召開公會議，目的就在於調整解釋內容之差異，避免組織崩潰。

基督教方面經常以「在基督教誨下醒悟」的說法來形容皈依基督教的人。如果套用這種說法，根據目前專家的推論，在遭受戴克裡先皇帝徹底鎮壓、後又由君士坦丁轉而大力扶持的公元4世紀初期，「在基督教誨下醒悟」的人僅佔帝國全部人口的5%左右。不過，也有學者表示，這個比例應該僅限於大城市，如果範圍擴大到帝國全境，比例肯定會大幅度下滑。而且這裡所謂的大城市，只是指小亞細亞的尼科美底亞、敘利亞的安提阿，以及埃及的亞歷山大這一類帝國東方城市。同為大城市，在基督教徒眼中的異教聖地羅馬，是難以達到5%的成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