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戴克里先時代（284—305年） 兵力倍增

進入帝國時期以後，「引進異族分子」成為帝國的基本國策。這已經不再像共和時期那樣，全由統治者個人的性格決定，必須仰賴出現像愷撒這樣思想開放、頭腦靈活的領導人才會實行。現在「引進異族分子」成了國策以後，則不管誰做皇帝，都必須遵照執行。當然，這一點也要歸功於愷撒的繼任者奧古斯都，他認為養父愷撒的行事方針有助於羅馬的國家發展。

但是，其結果是皇帝增加到了4個人。既然是皇帝親自領軍，當然不能跟行省總督等同，只率領2個軍團。此外，經歷過公元3世紀慘狀之後，新兵老兵混編的2萬兵力，連擊退蠻族的一個部落都很困難。雖然沒有正確的史料可供參考，但4位皇帝手上應該都握有8萬人左右的兵力。這裡有數據為證，據研究人員表示，自實行「四帝共治制」之後，羅馬帝國的總兵力從以前的30萬人增長到了60萬人，翻了一倍。軍團兵與輔助兵混編的30萬人兵力，依舊緊盯著帝國的邊防線。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帝國邊境防衛能力是依靠新的兵力投入增強的。既然如此，那60萬人兵力扣除這30萬人，剩下的就是4位皇帝的直屬部隊了。

不過，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蠻族是否成為羅馬軍隊作戰主力的問題。我們回顧羅馬歷史，不難發現，將戰敗者納入旗下、引入異族分子為我所用的先例，一直都存在，甚至已經成為一項傳統。

以上這些話題，從戴克裡先重整羅馬軍事體系這個主題來看，似乎繞遠了。但是，要弄清楚羅馬帝國為什麼從這個時期開始被人們稱為帝國「後期」的話，上述事實是無法避開的知識。研究人員中的多數用「羅馬軍隊的蠻族化」「羅馬帝國的蠻族化」來評價這個時期以後的羅馬帝國。但是，如果我們光看這幾個字，就認為理解了當時的情況的話，那就可能會看不到真正的內情。羅馬軍隊以騎兵為戰鬥主力的確蠻族化了。羅馬帝國將文官和武將相分離，也的確蠻族化了。這些都是事實。但是，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這裡，而是蠻族不再想被羅馬化。羅馬帝國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不像羅馬，這才是關鍵所在。確實以前實行同化戰敗者的政策，使得羅馬走上了興盛的道路。但是，同樣的路線放在300年後的公元3世紀末期，卻成為羅馬帝國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前戰敗者會喜滋滋地融入羅馬，但現在不會了。世事無常，說的就是這麼回事兒吧。

如果羅馬還是公元2世紀的羅馬，想必原本屬於日耳曼民族一支的阿勒曼尼人，會很樂意成為羅馬的「盾牌」，進而全力守護萊茵河、多瑙河上遊的羅馬帝國國防要害——日耳曼長城。因為他們確信，這是成為「羅馬公民」的最佳捷徑。

比如，尤裡烏斯·愷撒在進行高盧戰爭時，不僅將戰敗歸降的高盧騎兵納入旗下，甚至連戰敗後拒不合作的日耳曼人也引入軍中，以強化騎兵的戰鬥力。

西方副帝君士坦提烏斯的大本營是特裡爾，正帝馬克西米安的皇宮在米蘭；東方副帝伽列裡烏斯選擇的根據地是西爾米烏姆，正帝戴克裡先的皇宮則在尼科美底亞。這4位皇帝的根據地顯然也是由戴克裡先一人決定的。4個地方都處在可作為前線基地的位置，常年駐有七八萬兵力，也是合情合理的。要知道，以前的緊急狀態現在已經變成了常態。羅馬帝國國防力量復甦，既能阻止北方蠻族大規模的入侵，還能壓制東方大國波斯，首要原因就在於兵力的增強。

那麼，優秀的騎兵要從哪裡徵調？這是一個還沒有發明馬鐙的時代。由於在古代還沒有任何設備可以支撐垂在馬背兩側的雙腳，所以只有善於騎裸馬的人才能成為騎兵。這樣一來，騎兵成員僅限於出身於上流社會、從小習慣騎馬的人，以及一出生就與馬為伍的人。也因此，出產良馬的地方同時也是產生優秀騎兵的地方。

這一開放路線的首創人是尤裡烏斯·愷撒。他發現居住在萊茵河東岸的日耳曼人當中，有一個叫烏比的部族對羅馬沒有敵意，於是將烏比人遷移到剛徵服到手的萊茵河西岸。今天德國的主要城市之一科隆，就是從移居後的烏比人根據地發展而來的。在這之後，科隆一直是羅馬帝國萊茵河防線上的重要城市，從沒有發生過居民起兵叛變羅馬的事件。

羅馬軍的作戰主力由步兵轉變成騎兵，最大的原因在於在實際作戰中，需要在機動能力上與大舉入侵的蠻族騎兵團對抗。即使步兵利用全線用石頭鋪設、相當於現代高速公路的羅馬大道，在機動能力上也要五比一才能與騎兵打個平手。對於那些熱心於提高部隊戰鬥力的指揮官來說，將前不久進攻羅馬失敗而投降的蠻族騎兵納入自己旗下為己所用，自然是毫不猶豫的事。這樣一來，也就意味著羅馬軍隊的主力正逐漸蠻族化，而且未來有愈演愈烈的態勢。

在羅馬帝國，向國家租借土地耕種的農民依法每年向國家繳納收成的10%作為地租。但是，尤裡烏斯·愷撒頒布了《土地法》以後，土地租借權實際上就被無限延長，佃農實質上已經猶如自耕農。

羅馬皇帝曾經向行省居民徵收佔收入十分之一的行省稅。按照西塞羅的說法，這是一種「安全保障費」。當時的行省居民也是認可的。不管怎麼說，正是由於羅馬軍隊鎮守邊關，所以農民才能安心耕種。而且，「安全保障費」也僅佔收入的一成。當然，之所以能夠維持這麼低的稅率，是因為羅馬帝國國土遼闊，而且當時軍團能夠根據需要移動作戰，這種彈性的調兵體制大大節約了軍費開銷。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平均到每個人頭上的負擔就小。反之，國土狹小，人均負擔自然也就會加重。中世紀的領主手頭能夠持有的武裝力量應該並不龐大。但是，如果沒有武裝在手，也就無法繼續擔任領主。換句話說，就算沒有必要，也必須花錢維持一支武裝力量。雖然時代在變化，但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並沒有變。即使「四帝共治制」僅僅是在軍事防衛上將帝國分割，分攤了各自的責任區域，但這必然會帶來國防費用的暴增。在這裡重新強調一下，分擔責任，並不是將現有的事物分配完畢就可以了結的。

同理，逐漸滲透到羅馬軍隊內部、蠻族出身的官兵們也是同樣的情況。

但這裡會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到底是兵力倍增保證了「四帝共治制」機能的發揮，還是四人分擔帝國的防衛任務導致了兵力倍增的結果呢？從戴克裡先對國家經濟的關心（詳見後述）來推測，我認為應該是屬於後者。

但是，以前的羅馬帝國，由於各地間的兵力可以根據需要彈性抽調，所以才能以較少的兵力守衛如此綿長的防線，如此廣闊的領土。羅馬人不分本土、行省都鋪設了縱橫交錯的羅馬式道路網。其存在的首要原因就是為了便於設置在各防線的軍團能夠根據需要快速移動。「四帝共治制」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築牆一般阻斷了軍隊之間的流通。而且，既然軍隊之間不再可以彈性流通，那麼各位皇帝也就唯有增強手頭兵力一條路可走。羅馬的總兵力300年來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現在卻在短短的10年間增加了一倍。這種由於責任分割帶來的結果，套用現代的說法，可以叫作「官僚體系化」帶來的副作用。

那麼，優秀的步兵從哪裡抽調呢？其實，答案不言而喻，那就是歷代皇帝為了維持邊防線質量而苦心經營的各軍團基地。除此之外，也沒有其他來源可供選擇了。

分擔任務時有些事情並不是將現有的東西分割完畢就可以解決的。因為分擔任務後各自的責任歸屬被劃分得很清楚，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成員之間必然會產生競爭。四個人都想要提高自己所轄區域的治理業績。在這裡，軍事戰果是最明顯的業績表現。因此，他們自然都會盡量提高旗下部隊，尤其是直屬兵力的質與量。從「3世紀危機」的經驗來看，作戰主力很明顯已經由傳統的重裝步兵轉為羅馬軍歷史上長期為特殊技能兵的騎兵。

公元260年，羅馬正處於前所未有的「3世紀危機」之中。當時的皇帝加裡恩努斯試圖將一再突破日耳曼長城入侵的阿勒曼尼人移居長城內側，藉此將他們納入羅馬旗下。

此外，曾經被行省居民視為最高榮譽的元老院席位，不但不再是憧憬的對象，反而會成為以後職業生涯的絆腳石。這是因為加裡恩努斯皇帝制定法律，規定元老院元老不得擔任軍隊司令官。而且30年之後，戴克裡先皇帝又實施了改革，將文官和武將的職業生涯完全分離。在公元2世紀之前，軍團出身的人可以在皇帝的推舉下擔任元老院元老，獲得政治上的歷練，然後再以軍團長身份回到軍中發展。但是，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因此，通過軍務、政務交叉體驗培養通才的羅馬精英教育體系，就和羅馬社會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樣，已經成了歷史。

戴克裡先這個人一向視野開闊，遇事冷靜，而且個性務實，他會看不出這些問題嗎？也許他也知道會產生這些弊端，但是他認為這是帝國目前能走的唯一的路。無論付出多大的代價，也一定要守住帝國的邊境。因為在4位皇帝當中，只有戴克裡先一個人有權處理政事。他甚至將必然會帶來人員增加的分割政策定為國策。而這可以說是從開國皇帝奧古斯都以來從沒有發生過的全國性的大改革。

這一軍事體系使羅馬帝國在公元1世紀和2世紀的200年間，成功實現了羅馬主導下的「和平」。但是，到了被稱為「危機世紀」的公元3世紀，這一體系已經失去作用。「四帝共治制」正是為了克服上述危機而計劃並實施的新制度。

自從卡拉卡拉皇帝頒布敕令，使得羅馬公民權變成「既得權」之後，羅馬公民權就喪失了「期待權」時代的魅力和優點。

如此下來，羅馬時代的史學家就已經發現的「防線戰鬥力老齡化和衰弱化」現象，現在也就變得更為嚴重。羅馬軍團兵的服役年齡為17歲到45歲。皇帝抽調的精銳，想必是以30多歲的青壯年為主，且素質也要高於平均水平。羅馬軍團士兵總數從30萬擴增到了60萬，然而這是以邊防線守衛戰鬥力的衰竭為代價換取的「增強」。

在戴克裡先設立的「四帝共治制」當中雖然有「正帝」和「副帝」之分，但實際上，在軍事上由於4位皇帝各自有明確的責任區域劃分，他們就共同承擔了整個帝國的體系防衛工作。以前是1位皇帝，現在則變成了4位。而且，按照以前的制度，羅馬軍隊的最高司令官是皇帝，下設行省總督。其中鄰近邊界線的行省總督一般會指揮2個軍團負責防衛事務。2個軍團的兵力包括以擁有羅馬公民權為應徵條件的正規兵，即軍團兵，數量為1.2萬人。同時還包括行省居民可以應徵的輔助兵，數量與軍團兵相等，有時略少。這樣，2個軍團的整體兵力約為2萬人。另外，在過去的時代，皇帝如果御駕親徵，一般帶5個軍團以上的兵力，但這僅限於緊急事態。一般軍事活動中常常只有別名為「戰略軍團」的2個軍團進行活動。

將異族居住的地區整個納入本國版圖的先例，是義大利北部地區。從盧比孔河到阿爾卑斯山脈之間的這一片地區，原先是高盧人的地盤。當時居住在盧比孔河以南的羅馬人把這帶叫作「阿爾卑斯的這一邊」（Cisalpina）。米蘭和特裡諾都是從高盧人的村落發展而來。羅馬人在這些地方附近建設羅馬大道，興建了皮亞琴察、克雷莫納等殖民城市。這些都屬於北義大利行省，與被稱為「阿爾卑斯的那一邊」（Transalpina）的南義大利行省地位相同。愷撒在進行高盧戰爭時，作為北義大利行省總督，為了褒揚北義大利行省居民在高盧戰爭期間提供後方支援，戰後愷撒將此地編入義大利本土。

但是，在公元3世紀，這種現象就沒有發生。阿勒曼尼人遷移到這一帶以後，當羅馬的軍事力量增強時，他們就依附羅馬。反之，當羅馬勢力衰落時，就和其他日耳曼人一樣，再次展開侵略。

既然是以保障霸權下人民安全為第一要務的霸權國家，對羅馬帝國來說，軍隊是國家的一大支柱。也就是說，在羅馬軍隊裡實行的政策，普及羅馬社會其他領域的可能性也很大。比如說，以軍團快速移動為首要目的而鋪設的軍用道路，形成了羅馬道路網。這一點同時也為民間、物資交流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羅馬軍隊引入異族分子的策略又衍生出異族移居羅馬境內，或者以居住地區為單位整個編入羅馬帝國的政策。

而且，這次事件發生在公元9年。從公元前30年開始的帝國政治，好不容易剛剛走上正軌開始前進。開國皇帝奧古斯都政治上的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在軍隊中引入異族分子。在推行這項政策的途中發生了這樣的慘事，恐怕身兼全軍最高司令的奧古斯都皇帝也會有很多個夜晚睡不安穩。儘管如此，71歲的奧古斯都卻沒有對這項政策做任何改變。如果，因為忌諱這次事變而改變羅馬軍隊引進異族分子的策略，以後的羅馬帝國也就不會走全面開放的路線，最終形成一大特色吧。因為接下來300年的羅馬帝國繼承了大部分由開國皇帝制定的政策。

「四帝共治制」下的4位皇帝，各自的責任區域中都含有重要的防線在內。君士坦提烏斯有萊茵河，馬克西米安有萊茵河、多瑙河上遊一帶，伽列裡烏斯有多瑙河，而戴克裡先則是幼發拉底河。皇帝要從軍團基地抽調精銳部隊，自然不需要其他人的批準。

而到了中世紀，農民向土地所有者——領主繳納的地租，如果只佔收成的50%就算是活在天堂了。大部分要繳納收成的70%~80%才算完事。這是因為除了土地租種費之外，還包括安全保障費。因為領主們認為，既然他們要保護農民不受敵人暴力威脅，那麼也就有權向農民徵收相關的費用。

此外，奧古斯都還進一步設立了輔助兵制度。這項制度的最大特色在於，行省居民，即被羅馬徵服歸屬的人民，可以自願選擇參軍，且服役滿25年就可以獲得羅馬公民權。只要想想不久前這些人還被羅馬人稱為「蠻族」，就可以知道羅馬人思想有多麼開放，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有多強。在這種情況下取得的羅馬公民權具有世襲的性質，因此輔助兵的下一代一出生就是羅馬公民，未來他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報名參加正規軍團，並且在軍團中也不會受到任何歧視，完全憑個人資歷和才幹來升遷。此外，行省出身、才能特別出眾的人不用等到服役滿25年，就可以和真正的羅馬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如果在行省兵組成的軍隊中當上輔助兵大隊長，就可以馬上獲得羅馬公民權，而且還有出席作戰會議的資格。即使他們獲得羅馬公民權的理由，是因為在總司令召開的作戰會議上不能出現沒有羅馬公民權的人物。

也就是說，不管是異己還是蠻族，引入機制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被引入一方有無羅馬化的意願。

投靠羅馬有利的一面在於能得到羅馬軍事力量的保護。一旦羅馬的軍事力量不足以信任，也就難怪他們要背叛羅馬了。如此一來，也就意味著羅馬帝國北方防線的最重要地帶，在這場遷徙之後，形同棄守了。這也就難怪在官方資料上再也看不到「Limes Germanicus」（日耳曼長城）這個專有名詞。可見，這件事情給帝國北方防線工作造成的傷害實在是無法估量。

現在回到戴克裡先重整羅馬軍隊的話題上來。軍隊是一個聯合作戰組織，不管單兵個人戰鬥力有多強，光有騎兵還是無法完成所有任務。大家可以把古代的騎兵當成現代的空軍來看。成功擊破敵人之後的佔領工作——對這個時代的羅馬來說就是重新恢復被侵略的領土，還是絕對需要派遣地面部隊來進行。羅馬帝國滅亡之後，中世紀歐洲的戰鬥主力全部轉變為騎兵。這是因為戰爭的規模已經淪為隔著山谷對峙、根據地設在山丘上的封建領主間的相互衝突。因此，軍隊純粹是以獲取戰鬥勝利為目的。那時候，統管龐大領地的方法主要是將屬地的大小領主儘可能多地聚集在自己手下。歐洲在中世紀推動的十字軍遠徵之所以失敗，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將在歐洲熟知的戰鬥方法，照原樣搬到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就連在羅馬帝國後期，騎兵搶回土地之後還是需要步兵去維持領土。

軍事力量的增強必然帶來軍費的增加，接下來也就會造成增稅。關於這方面的內容請容許我留待後敘。在這裡，我想先提供給各位讀者一個事例，用來理解安全保障和稅收的關係，以及安全保障和土地面積大小的關係。

如果沒有這項政策，出生在曼託瓦的維吉爾和出生在科莫的卡圖盧斯，也就不會在拉丁文學史上大放異彩了。除此之外，愷撒的開放政策還涉及很多領域。錄用行省居民擔任祕書官的職務算是家常便飯，投降的高盧較大部落的首領不僅可以獲得羅馬公民權，還可以獲得元老院的席位。愷撒的所為遭到布魯圖及其一派的不滿，因而遭到暗殺。愷撒雖然死了，但他的思想得到了繼承。在愷撒身故百年之後，元老院元老的出生地已遍布帝國全境。俗話說，萬事開頭難。就像羅馬大道的鋪設一樣，正是羅馬的工程師們在一開始就選用四層結構來鋪設羅馬大道，所以他們敢誇下海口，這些大道即使過100年也不需要維修。

而且戰鬥力衰竭因另一個因素而更加惡化，那就是競爭關係導致的各位皇帝之間的地盤意識。戴克裡先委派伽列裡烏斯進行波斯戰爭，算是一個例外。「四帝共治制」體系下的12年裡，二帝並肩作戰的例子，除了這場波斯戰爭之外就再也沒有了。就像皇帝只有一個人的時代一樣，從多瑙河防線抽調部隊前往不列顛、北非支援作戰的現象，也已經完全消失了。4位皇帝之間好像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不希望別人來幹涉自己的地盤，相對的，自己也不會插手別人的管轄區域。

當然，這樣開放的結果必然也會帶來一些風險。在歷史上就曾經出現過行省出身且熟悉羅馬軍隊戰略戰術的輔助兵大隊長起兵叛亂，使羅馬方面焦頭爛額、難以鎮壓的例子。但綜觀整個羅馬史，這種在現代社會可能被記者作為新聞爭相報道、在羅馬時代會被編年史作者留意的案例，一共也就出現了兩次。300年裡，竟然只有兩件案例！正是因為深信這一政策的效益，即使在經歷了條頓堡森林戰役之後，羅馬也沒有改變這一政策。在條頓堡森林戰役中，設計進行伏擊的就是在羅馬大軍中當上將軍的阿爾米尼烏斯（日耳曼名字叫赫爾曼）。這場戰役羅馬方面損失了3個軍團、3個騎兵隊以及6個輔助兵大隊，共計3.5萬名士兵。整個戰役中羅馬方面全軍覆沒，損失極為慘重。對整個羅馬帝國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