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徒 統治工具

雖然說君士坦丁到最後才補票上車，但他生前大力扶持基督教發展，其成果不是頒贈「大帝」的稱號就可以形容的。關於這一點，查理曼是遠遠不及他的。有一位研究人員曾這樣表示：

每個人都必須遵從在上位者。在我們的教誨中，我們只認同上帝的權威。現實世界的權威都是受上帝指示形成。遵從他們，也就是遵從君臨於現世權威之上的上帝。

公元330年5月11日，慶祝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完工的落成典禮隆重舉行。在全力兼程趕工之下，短短6年時間，這座城市至少初步具備了首都應有的外形。如果說羅馬是多神教的羅馬帝國首都，那麼以皇帝君士坦丁之名命名、號稱「新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一神教的基督教羅馬帝國首都了。君士坦丁認為，要重現羅馬帝國的輝煌，必須依靠新政體、新首都、新宗教來完成。當然，從這一年起，首都的所有功能都從羅馬轉移到了君士坦丁堡。

有很多研究人員認為，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兩位皇帝使羅馬帝國獲得了重生。可是，這兩個人是把羅馬帝國變成了另一個帝國，才維持了羅馬帝國的名義。如果沒有這兩個人的存在，也許帝國早在公元3世紀末就走到了盡頭。

修建教堂贈送給教會。

那麼君士坦丁為了拉攏主教，採取了哪些措施呢？

不過，君士坦丁還是做了個小動作，他允許信仰基督教的官兵以向上帝祈禱為由，在星期日放假。至於異教徒官兵，星期天也要和其他日子一樣接受訓練。

解除對單身者不利的法令。因為那些不進入教會、以信徒身份積極參與福利活動的單身人士，對教會來說，也是重要的人力資源。

權力的轉移也會帶來權力周邊人口的轉移。羅馬的權力人士和富裕階層紛紛移居到君士坦丁堡。在新首都完工的第二年發生的慘變，進一步加速了這種移居的進程。

諸神，也就是傳統的羅馬諸神。這表示，即使在基督教被承認之後，對官兵而言，「諸神」還是比較親近的存在。

在絕對君主制盛行的17世紀，英國的詹姆士一世和法國的路易十四都大力提倡「君權神授」理論。如果將其換成「現世統治權神授說」，那麼這個思想可以說是由比17世紀早了1300年的君士坦丁播下的種子。

在這裡重複一下，君士坦丁只是承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未將它列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也沒有排除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正因為如此，對公元4世紀的羅馬人來說，基督教只是眾多宗教之一。換句話說，即使有人因為星期天可以休假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改教，也不會有什麼精神負擔，沒有我們這些後世之人看得這麼嚴重。

而且除了上述項目，主教還成為那些不堪重賦的納稅人在請求皇帝的徵稅官手下留情時，唯一能請求斡旋的對象。這可不是君士坦丁制定的政策，只是既然主教的權力如此之大，想必人們都會認為，說不定主教有辦法讓稅金減少一點。

君士坦丁也知道，政局穩定是維持帝國存續的關鍵。可是他在任內，在軍事力量分配上，不是以帝國邊防線為重點，而是注重強化他個人領導的兵力。因為他視個人家族存續優於政局穩定、帝國利益，所以他才會被稱為第一個中世紀君主。

在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國王，大多是割據一方的領主協商之後，共同擁立其中一位領主為王。身兼主教的教皇與其他主教的關係，與封建時代的國王立場頗為相似。直到現代，羅馬教皇依然是以引導身居羅馬的信徒為第一要務的羅馬主教。俗世中，與主教地位相似的職務，大概是州長吧。

君士坦丁的遺體沒有按照傳統進行火葬，而是直接運到君士坦丁堡，埋葬在他身前修建的「聖十二使徒教堂」。原本羅馬是歷代皇帝的埋骨之處，如今連這項功能也沒有了。

儘管羅馬人一直對皇位世襲持懷疑態度，如今就算讓多無能的兒子繼承，也不需要費盡心思找理由了。

讀了這段文字，我心裡感到很愉快。原以為我已經充分理解古代基督教順應時代的能力，以及在對應羅馬人觀念時表現出的彈性，在作品中也陸續提及，可是沒想到還有這麼有趣的一面。如果按照這種說法，本人自出道以來，一直都是用非宗教觀點敘述歷史，那如果我想得到基督的救贖，說不定也可以選擇在臨終時接受洗禮了。不過話說回來，一生忠誠於基督教的人，與臨終前補票上車的人，最後審判的時候真的是平等的嗎？

羅馬帝國有必要為了延續壽命做到這個程度了嗎？

身為皇權監督機構的元老院，從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存在理由。因為掌管監督者的功能必須有賦予掌權者權力的資格才能擁有。

君士坦丁只是遵循著大多數虔誠的基督教徒慣例罷了，即他在現世既然必須沾染在基督教教義中屬於重罪的惡行，那麼乾脆把成為基督教徒所需的洗禮，延後到想幹壞事也幹不了的時候舉行。

如果沒有君士坦丁，基督教會在教理解釋問題上將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結果就是一再分裂，最後與古代大多數宗教一樣銷聲匿跡。

加冕儀式是最能體現國王特質的地方。國王屈膝跪在傳達神意的主教面前，作為神的代理人的主教，把經由神正統化的象徵權力的王冠，戴在屈膝跪地的國王頭上。

如果說這個思想的運用，僅從有血緣關係的子嗣繼承來說，君士坦丁花費如此心力鞏固的「統治權神授說」，在他兒子這一代就走到了盡頭。然而這種「觀念」卻長久地被保留了下來，從某種角度來說，甚至一直延續到了法國大革命為止。這種「觀念」能夠如此長壽，歸根結底，是因為對統治者來說，決定統治權力的不是人類而是天神的理論，對掌權者極為有利。

羅馬傳統諸神並不適合扮演這種角色。因為多神教的神靈只是護佑人類，並不指點人類如何生存。多神教和一神教的神靈，從性質上來說是不一樣的。這樣，能夠滿足君士坦丁需要的神靈，就只能從一神教當中去找。因為猶太教一直維持著猶太人的民族宗教地位，在公元4世紀時，能滿足上述條件的一神教，只有以跨越民族差異為傳教方針的基督教。而且在270年前，基督教勢力還很微弱時，聖保羅就計劃將基督教從猶太人的民族宗教發展為世界性的宗教。他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在面對官兵時，君士坦丁沒有表露出任何親基督教的態度，也沒有提出任何措施。因為君士坦丁知道，軍隊是維護皇帝權力的基礎。如果做出有損軍隊支持的行為，會成為身兼最高司令官的皇帝的致命傷。

元首制時期的羅馬帝國並不認同統治權由神授予的思想，所以既沒有皇冠，也不存在加冕儀式。

另外，也有其他研究人員，不僅針對君士坦丁，而且包括從戴克裡先到君士坦丁時期，即正好是我在本書論述的年代，發表這樣的觀點：

「主教」一詞，在後期拉丁語中叫作「episcopus」，後期希臘語稱之為「episkopos」。在基督教逐漸滲透到社會的羅馬帝國後期，主教是最受世人矚目的階層。

當時的基督教會組織不像現在的天主教會那樣，官僚制度高度組織化，因此，主教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過去羅馬公民作為權力者用來表達意見的圓形競技場、大競技場，從此以後也只是單純的娛樂設施。

簡而言之，教區內的信徒要歸主教管轄，因為主教是傳達神意的人。現代的羅馬教皇是由主教之上的樞機主教（俗稱紅衣主教）選舉產生。理論上，樞機主教投的票，是由「三位一體」中的聖靈告知「神意」後，投給符合神意的人選。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與樞機主教本人的意願無關。在基督教會中，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意志行事。因此，對他們來說，現實世界交給獲得神意的人掌管，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聽取神意、傳達給世人的，就是主教。

可是，這之後的百年，社會並不是這個樣子。「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已經一去不復返。所以說，很多了解羅馬從誕生到滅亡這段歷史的人，心裡都會浮現這樣的疑問：「羅馬帝國有必要為了延續生命做到這個程度嗎？」尤其是在知道之後的中世紀是個怎樣的時代之後，這種想法更甚。

君士坦丁的政治敏銳度令人驚嘆，他能意識到在現實世界，即俗世之中，把賦予君主統治和領導權力的對象由「人類」轉為「神靈」的有效價值。如此一來，委託和剝奪統治的權力，再也不是屬於「可知」的人類所有，而是屬於唯一「不可知」的上帝。

但是，這時君士坦丁已經是花甲之年，加上30年來忙於爭奪皇位和專制統治，將心力全數投入權力的取得和維持中，因而積勞成疾。結果一到位於小亞細亞西部的尼科美底亞，就臥牀不起了。在病況沒有好轉的情況下，於5月22日過世，享年62歲。

這一年，北方蠻族大舉入侵，突破了被稱為「羅馬帝國國防能力測量儀」的多瑙河防線。皇帝坐鎮後方指揮羅馬軍隊擊破敵軍，將投降的敵軍編入羅馬軍中結束戰爭，這個過程共花了兩年的時間。雖然獲得最終的勝利，但這也表示君士坦丁無法阻止敵人突破國界侵入帝國內部的事實。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君士坦丁身邊多了一位宗教顧問，名叫何西烏。關於這個人我們只知道，他是西班牙南部城市科爾多瓦的主教，比君士坦丁年長，但具體年齡不詳。目前沒有任何文章或著作確定出自這個人之手，因此我們後人也無從得知這個人曾經以何種方式向皇帝提出過哪些建議。

這種制度實際上等於把政權交給沒有任何意志的神來決定。這樣，就需要某些有資格聽取神意的人，將神意傳達給人類。在基督教制度裡，神意是通過神職人員傳達的。而且，傳達崇高神意的神職人員，不是日常與信徒接觸的牧師，也不是在孤獨環境中探究信仰的修道士，而是在召開以解釋、整理、統合教理為目的的公會議時有資格出席的主教。這樣，在基督教制度上，只有主教可以向人類傳達「神意」，表示天神是否決定賦予俗世君主統治權力。如此一來，這要讓主教站在自己一邊，「神意」自然也會維護自己。如此一來，問題就變得簡單了，就看怎麼把主教拉攏過來。

這些都是之前已經敘述過的優惠措施。除此之外，君士坦丁還賦予主教在教區內的司法權。羅馬帝國再也不是法治國家了。原本司法應該與宗教毫無關係，但是現在就連在司法圈子裡，基督教徒也佔有有利地位。

公元324年，在承認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米蘭敕令》發布後的第11個年頭，君士坦丁與李錫尼之間的內戰，以君士坦丁的勝利告終。在這場戰鬥中，失敗被俘的李錫尼一方的官兵，對著勝利者君士坦丁這樣高喊道：

據基督教史料記載，君士坦丁臨終時接受了原先反對「三位一體」論的阿裡烏斯派成員、尼科美底亞主教優西比烏的洗禮。不過留下這段記載的，不是為皇帝洗禮的當事人，即最佳目擊證人——尼科美底亞主教優西比烏，而是同名但不在場的愷撒利亞主教優西比烏。也就是說，這只是傳聞。不過君士坦丁在臨終前是否真的接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只怕沒有那麼重要。現代人也許會理解為，這是君士坦丁皇帝想在臨終前對以前罪過進行懺悔的表現。不過，關於臨終洗禮一事，還有其他的解釋。1964年，由牛津出版的《晚期的羅馬帝國》（The Later Roman Empire）一書的作者、研究後期羅馬帝國歷史的世界級權威瓊斯（A. H. M. Jones）這樣寫道：

主教被視為十二使徒的繼承人，受託擁有傳達耶穌基督和十二使徒的旨意、教育引導信徒、統領信徒等權力。而且，他們除了上述權力，還具有對有助於傳播基督教或在傳播基督教上做出貢獻的人物，賦予其神聖正統性的權力。

所有這一切，只要一句話就可以打發。「你們會受我和我兒子的統治，並非因為你們的意願，這是你們信仰的至高天神的意願。」換句話說，只要表示「一切都是天神的旨意」就好。

然而，他們興起的帝國也僅維持了不到百年的時間。如果這百年是與五賢帝時代相似的百年，那麼付出多大的代價也值得。換句話說，如果這百年裡，帝國邊防線如銅牆鐵壁，蠻族無法入侵；就連農民也能安心耕作，農業興隆發達，百姓安居樂業；道路上的行人、車輛不用擔心遭到盜賊襲擊，治安良好；人員、物資在帝國境內自由交流；有選擇職業的自由；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高；選用人才的機制能發揮作用；政府廣徵薄賦；等等：那也無話可說。換句話說，就是享受百年的「羅馬統治下的和平」。

自從統治和領導的權力不是由「人類」賦予而是由「神靈」賦予之後，讓歷代羅馬皇帝頭痛不已的問題一下子都不見了。

「君士坦丁皇帝，願您獲得諸神護佑！」

除了與自然打交道的時間多過與人打交道的農村外，基督教滲透速度最慢的就數軍隊了。在羅馬軍中，原本信仰太陽神或密特拉神的官兵就不少，而羅馬軍團已經習慣在統一行動時將個人信仰置於一邊，大家一起參加為守護羅馬帝國的羅馬諸神舉辦的祭祀儀式。

羅馬人歷經了王政、共和、帝政等政體變遷，然而整個民族對世襲制度一直不太認同，或者說疑慮甚深。當初在王政時期，也是採用選舉制。到了共和時期就更不用說了，類似於現代首相的執政官，也是經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即便到了帝政時期，羅馬帝國的官方主權者也不是皇帝，而是羅馬公民權擁有者和羅馬元老院。皇帝只是受主權者委託行使權力的存在。因此，一旦皇帝讓人覺得不值得託付權力，就會遭到暗殺。因為皇帝和一年一任的執政官不同，是終身制，所以要換掉皇帝，只有將他的肉體消滅。

但是，如果要一個人統治國家，就必須另外構思一套不但有效而且能長期維持效力的新施政體系。這既不是已經證明無法發揮效力的「四帝共治制」體系，也不是隨時可以通過暗殺方式撤換皇帝的元首制體系。

公元337年開春，君士坦丁率領大軍離開君士坦丁堡，前往小亞細亞。因為在「四帝共治制」時期被羅馬軍隊徹底擊敗而被迫講和的波斯薩珊王朝，在事隔40年後再一次展開了反羅馬的軍事行動。雖然君士坦丁已經62歲，但對手是波斯國王，還是需要他親自出馬。君士坦丁與以私通罪名被處死的皇後法烏斯塔生有三個兒子，現在分別是21歲、20歲和17歲。這個年紀還不足以承擔與波斯作戰的重責大任。除了兒子以外，君士坦丁還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弟，以及幾個侄子。然而君士坦丁若希望自己的兒子繼承皇位的話，就不可能讓這些人有建功立威的機會。

捐贈資產作為教會活動的資金來源。

如果託付權力給掌權者的是「人類」，那麼擁有剝奪掌權者手中權力、罷黜掌權者權力的，自然也是「人類」。但是，如果這項權力不是為「人類」所有，而改由其他存在掌控，會是怎樣的狀況呢？

話說回來，顧問能發揮的影響力也有限。顧問的建議如果不能獲得採納，那也只是紙上談兵。建議能否實現，全憑掌權者的態度。如此一來，由誰提出何種建議，並不是大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掌權者能否接受這些意見。而在歷史上，最終做出類似「渡過盧比孔河」這樣重大決斷、將古代和中世紀分隔開來的，還是君士坦丁本人。

因第一個書寫《基督教會史》而聲名遠播的愷撒利亞主教優西比烏，曾經很痛心地寫到，很多人入教是為利益而非信仰。但是，如果等待個人自然提升對基督教的信仰之心，想必要把信教者從「少數」發展為「多數」，又要花去不知道多少年的歲月。光是從耶穌基督死於十字架上，到基督教得到承認，就花了300年的時間。如果在其中隨個人和行業摻雜些「利益」存在，不就可以讓「少數」變為「多數」的時間大大縮短了嗎？這些政策與籠絡主教的政策相同，都是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礎上設計出來的巧妙戰術。這樣卓越的政治手腕，說明君士坦丁滿足了從政者最重要的條件，即對政治現實的敏銳。

公元3世紀，羅馬帝國深陷危機的首要原因，按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皇帝撤換太頻繁導致國內政局不穩。為了改善這種狀況，戴克裡先構思實施了「四帝共治制」。遺憾的是，這一政策也很快夭折了。導致這一政策快速崩盤的人物之一，就是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想必早就看穿「四帝共治制」並不能消除政局動蕩的現狀。他野心勃勃，試圖與元首制時期的皇帝一樣，一個人統治整個帝國。

身為組織的領袖，最重視的是鞏固組織並維持其存續。對主教來說，就是如何確保人力和資產，以便在教區開展宗教活動、福利事業和教育事業。君士坦丁只要能保證這一點，並增加數量即可。

免除教會活動中在一線工作的神職人員的公務及賦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