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2章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第502章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今天，我們都是「迷惘的一代」！》是這樣寫的：

【如果戰爭可以用槍炮和鮮血摧毀一代人的信念，那麼金融危機就能用數字和債券完成同樣的事，甚至更徹底。

因為子彈隻殺死身體，而破產殺死希望！

1870年，我們在色當輸掉了一場戰爭；1882年，我們在證券交易所輸掉了另一場。

區別在於，這次我們甚至不知道敵人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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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總公司」破產了，但比銀行倒閉更可怕的，是對它所代表的信念崩塌！

我們曾經相信，努力工作、謹慎投資、持有國家年金，就能安穩地度過一生。

我們嘲笑投機者，鄙視冒險家，以為自己是法蘭西堅實的脊樑。

可現在呢？年金從83跌到79，還會繼續跌。鐵路債券成了廢紙，殖民地開發債更是笑話。

那些靠利息生活的寡婦、退休公務員、教師，一夜之間發現自己一無所有。

他們做錯了什麼？他們只是相信了這個國家給的承諾。

這不是他們的錯——

錯的是那些把年金變成賭桌籌碼的金融投機者！

是那些用『穩健』包裝貪婪的機會主義銀行！

是這個軟弱到縱容這一切發生的第三共和國政府！

……

道德墮落了，政治墮落了，隻剩下普通人承擔代價！

今天我們所有人，都成了「迷惘的一代」】

這篇社論巧妙地將文學形象與現實困境捆綁在一起，讓每個在金融危機中受損的讀者，都自覺不自覺地代入雅克。

他們突然「理解」了雅克的頹廢：不是不想振作，是振作給誰看？努力又有什麼用？

《費加羅報》的銷量再次飆升，街頭巷尾，咖啡館裡，沙龍中，所有人都在談論這篇社論。

而在《費加羅報》的讀者來信欄，在保守派報紙《高盧人報》的評論版，在沙龍和俱樂部的私下交談裏……

指責《太陽照常升起》的聲音卻越來越大：

「現在是什麼時候？人心惶惶！這種書還在那裡宣揚一切都是虛無？它正在毒害公眾的信心！」

「寫這種東西是不負責任的！人們已經夠絕望了，股票跌了，年金跌了，未來一片灰暗！

「索雷爾先生到底想幹什麼？他是不是覺得，看著我們這些老老實實儲蓄、相信國家的人夢想破滅，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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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偶」咖啡館，客人比往常少了一半。

皮埃爾是一個六十五歲的退休中學教師，坐角落，面前放著一杯黑咖啡，已經涼了。

他只是盯著桌上攤開的《費加羅報》，金融版面上密密麻麻的數字和下跌箭頭，他看了整整一早上。

鄰桌兩個年輕人在低聲交談，聲音飄過來。

「……我父親昨晚一夜沒睡。他的年金，跌了快三成。」

「我叔叔也是。他本來指望賣掉一部分，給我堂妹置辦嫁妝。現在？」

後一句話沒說，但意思很清楚——現在不行了。

皮埃爾聽著，渾身發冷——他也有年金，不多，剛好夠他體面地生活，偶爾來坐坐，再看幾場不太貴的戲劇。

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省喫儉用，一點一點攢下來的。

他總跟學生們說：「孩子，要謹慎，要為未來打算。」

他自己就是這麼做的。

可現在，他自己的「未來」像一塊被蟲蛀空了的木頭，看著還在，輕輕一碰，裡面全是粉末。

他擡起頭，目光掠過咖啡館裡稀疏的客人，落在那張空著的桌子上——小說裏，那是雅克·德·巴納常坐的位置。

之前讀《太陽照常升起》，他覺得那是個遙遠的故事，關於另一群人的、精神上的失敗。

那些迷惘、空虛，雖然讓他感到不適，但終究隔著一層。

那是「迷惘的一代」的問題，是戰爭的後遺症，是年輕人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那種「不適」實打實地砸在了他自己的生活裏。

不是精神層面，是每日的麵包，是下個月的房租，是原本計劃好的、去南方度過夏天的微薄預算。

「年金」，終身穩定的想像，被一張破產銀行的公告輕易撕碎。

皮埃爾腦子裡突然冒出一個句子：「我做對了一切，為什麼還是失敗了？」

然後頭就像被針紮了一樣疼起來。

他謹慎，他節制，他儲蓄，他相信國家公債是最堅實的基石，他做對了所有「應該」做的事。

可基石塌了！

他重新看向報紙，《太陽照常升起》的連載一週前就結束了，文學副刊上是另外的小說。

但他依然看到了那個下午四點才醒來的雅克·德·巴納。

那個雅克什麼都不做，只是喝酒，等待，接受一切的無意義。

以前，他覺得那是頹廢，是放棄。

現在，一個冰冷的念頭鑽進他心裡：我們嘲笑他迷惘，可我們的「不迷惘」，建築在什麼東西上？

建築在一張隨時可能變成廢紙的債券上！

皮埃爾坐在那裡，看著窗外灰濛濛的街道。

太陽其實還在，被雲層擋著，透出一點有氣無力的光。

太陽照常升起，可很多東西，已經照不亮了。

於是他暗罵一聲：「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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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區一個中產家庭的小型沙龍裏，氣氛壓抑。

男主人亨利·莫羅是一位律師，剛剛損失了名下近三分之一年金的市場價值。

他的客人們——一位醫生，一位建築師，兩位政府部門的科長——或多或少都受了波及。

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太陽照常升起》上。

醫生埃米爾首先發難，他揮舞著手臂：「我早說過，這本書有問題！它散播的是一種精神的瘟疫！

現在好了，連帶著現實也跟著一起變得糟糕起來！」

建築師維爾迪陰沉著臉：「現在回想起這部小說來，就像往傷口上撒鹽。不，是撒毒藥！」

亨利·莫羅喝了一大口白蘭地：「你們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我現在躺在牀上，腦子裡會冒出那個雅克的臉。

他那副無所謂的樣子！我以前覺得他可鄙，現在……現在我卻有點理解他了。」

他環視眾人：「如果我們幾十年小心翼翼規劃的生活，一場風暴就能輕易掀翻，那我們的『謹慎』算什麼？

我們的『節制』算什麼？一場笑話嗎？如果雅克那種活法是錯的，那我們這種活法，又對在哪裡？」

沙龍裏一片死寂。這個問題太重了，沒人能回答。

亨利·莫羅猛地放下酒杯：「都是這本書的錯！還有那個作者！他讓人沒法再相信……沒法再相信一切了！」

遷怒於作者，成了他們宣洩恐懼和失落最直接的出口。

萊昂納爾·索雷爾，在他們眼中，從一個描寫迷惘的作家，變成了一個「危險人物」。

不是因為他製造了危機，而是因為他提前拆穿了所有用國家信譽擔保的安全感，讓人們無法再自欺欺人。

1870年的時候，是法蘭西必勝的口號；1882年，是「年金至上」的信念。

於是他們開始稱呼萊昂納爾為「不祥之人」，說他「預言了災難」，或者「正因為他，市場的信心動搖了」——

儘管這毫無邏輯，但在恐慌的情緒裏，這種論調還真有不少人相信。

沙龍裏所有人都暗罵了一聲：「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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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危機爆發前，親身經歷過普法戰爭的退伍軍人，是對《太陽照常升起》感受是最複雜的一個羣體。

小說裏羅梅羅與雅克的對比，曾讓他們感到強烈的羞辱和被冒犯。

西班牙鬥牛士的「堅硬」，映照出他們被戰爭或戰後失落感「泡軟了」的處境。

貝爾特對羅梅羅的迷戀，更像一記無聲的耳光。

但年金危機之後，微妙的變化發生了。

在一家廉價酒館裡，幾個三十歲上下的男人圍坐在木桌旁，他們都是退伍兵，如今幹著不同的營生——

碼頭搬運工、倉庫看守、未成名畫家的模特。

戰爭留給他們的除了糟糕的記憶，還有或多或少的傷病和與社會脫節的感覺。

一個叫呂克的說：「聯合總公司倒了。」他缺了兩根手指，是在梅斯城下丟的。

另一個叫馬塞爾的說：「聽說了。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這些人，哪有年金可以損失！哈哈。」他腿有點瘸。

呂克忽然沒頭沒腦地說：「我昨天又把《太陽照常升起》翻出來看了。看到雅克坐在咖啡館外，等太陽升起那段。」

馬塞爾嗤笑一聲：「看那玩意兒幹嘛？添堵？」

呂克搖搖頭：「不是添堵。是……突然覺得他媽的有點對。」

他擡起頭，看著同伴們：「我們輸掉了戰爭，對吧？報紙上說，我們以後要復仇，要振興。我們也信過。

可這麼多年了，除了口號，我們得到了什麼？工作？體面？女人的尊重？」

他頓了頓，聲音低了下去：「現在連他媽的『努力就會有回報』這種話，聽起來都像放屁。

那些老頭子和寡婦，努力了一輩子，攢了點年金，說沒就沒了。我們呢？我們連努力的方向都找不到。」

酒館裡更安靜了，遠處傳來醉漢的哼唱聲。

馬塞爾盯著桌面，良久，才悶聲說：「雅克那傢夥，他至少不騙自己。他比我們早認輸。」

這句話讓這些男人紛紛點頭，他們不再把雅克·德·巴納僅僅視為一個文學人物，一個失敗者典範。

他們開始在他身上看到一種令人心悸的「誠實」——第一個不再假裝「一切會好起來」的人。

萊昂納爾·索雷爾，在他們這裡，獲得了另一種評價：「他說中了，但這正是問題所在！」

但是他們也暗罵了一句：「媽的，這該死的索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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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整個巴黎城都在罵萊昂納爾「該死」的時候，四月十五日的清晨，報童的叫喊聲格外嘹亮——

「號外！號外！《小巴黎人報》史無前例，四版連登！」

「萊昂納爾·索雷爾新作，《老人與海》！」

「振奮人心之作！不看不是巴黎人！」

幾乎所有讀者都忍不住停下腳步，扔給報童5個蘇，買下一份《小巴黎人報》。

只見這份大眾報紙，從頭版開始，就被一篇小說覆蓋了，標題正是——《老人與海》！

標題下面則與《太陽照常升起》一樣，是一行題記，同樣是一句話：

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

（兩更結束，謝謝大家，求月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