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0章 倫敦精英的恐慌！

第530章 倫敦精英的恐慌！（千票加更3）

果然，接下來幾天，關於「法國佬索雷爾纔是英國窮人的保護者」的報導，越來越多。

《帕爾摩爾報》登了一篇長文，標題是《兩便士的紳士——索雷爾先生在倫敦》。

時隔一年，文章再次詳細寫了萊昂納爾如何在彎鎬酒吧讀報、寫信，如何幫助各色窮人。

還特別提到白教堂的請願信，說這封信後來真的起了作用——

市政廳派人調查，確認衛生狀況惡劣，撥款改善了供水；還特地在碼頭做好了隔離，沒讓霍亂擴散開。

文章最後寫道：

【當一些報紙指責索雷爾先生用小說「腐蝕」英國青年時，他們似乎忘記了，這位法國作家在倫敦短暫停留期間，用他最寶貴的天賦——文字——幫助了許多英國最底層的人民。

他傾聽他們的苦難，書寫他們的心聲，而且隻收取微不足道的兩便士。

這是否比在報紙上高談「帝國精神」更體現人道價值？請讀者自行判斷。】

這篇文章被許多小報轉載。

很快，倫敦的普通人——工人、小販、主婦、學徒——都知道了：

那個寫《加勒比海盜》的法國人，在倫敦時幫過很多窮人！

沿著泰晤士，分成了兩個倫敦，互相之間都不理解對方。

西區的俱樂部裏，紳士們不以為然。

「幫窮人寫信？慈善行為值得讚賞，但這和他小說的危害是兩碼事。」

「那些小報就愛煽情。」

「底層民眾容易被感動，一封信就讓他們忘了大局！」

「這就是他們永遠無法成為我們這樣的精英的原因！」

但在東區、在南華克、在白教堂，人們的看法截然不同。

彎鎬酒吧裏，老吉米把《每日紀事報》的文章釘在牆上，每個進來的人都能看見。

肖恩·奧馬拉每晚都來，看見那篇文章就笑：「這纔是人話！」

他成了酒吧裏的「權威」——因為文章裏提到了他。

人們圍著他問：「市政廳真來裝水管了？」

肖恩·奧馬拉伸出手，豎起三個指頭：「真的！多了三個公共水龍頭。雖然還不夠，但比之前強。

至少取水的時候，大家不用打起來了。」

「是邦德先生那封信的功勞？」

「我不敢說全是。但信遞上去，他們總得看一眼。看了，就知道情況多糟。

後來邦德先生身份暴露，報紙一報，他們壓力大了，才肯掏錢。」

有人感慨：「一封信，能換來幾個水龍頭。那些老爺在議會吵半天，又換來啥？」

換來啥？他們不知道。他們隻知道，自己的生活沒變好。

工錢還是那麼點，麵包還是那麼貴，房子還是那麼破。

但至少，有人替他們說過話。而那個人叫「詹姆斯·邦德」，是個法國作家。

老比爾喝了口酒，又在嘆氣：「我兒子去印度前，也是個壯小夥。回來時，瘦得皮包骨，還少了條胳膊。

他說在印度，軍官根本不拿他們當人。幹活最累，打仗沖在最前面，飯還喫不飽。

為啥？因為他們是我們窮人家的孩子，哪怕死了殘了，也沒有人會在意。」

說到這裡，他聲音發抖：「那些老爺說皇家海軍光榮。光榮在哪兒？

我兒子的光榮就是少條胳膊回來，連個像樣的活兒都找不著！」

肖恩·奧馬拉拍拍他的背：「都過去了。人活著就好。」

比爾搖頭：「過不去。我每天晚上閉眼，就看見我兒子斷胳膊的樣子。

我就想，憑什麼？憑什麼他們的孩子當軍官，我的孩子當炮灰？

憑什麼他們的孩子鍍金回來升官發財，我的孩子殘廢回來等死？」

沒人能回答。酒吧裏靜悄悄的，只有煤油燈芯偶爾噼啪作響。

最後湯姆·哈代開口：「所以咱們愛看《加勒比海盜》。因為故事裡，傑克船長誰也不怕。

總督也好，軍官也好，他敢耍，敢笑，敢罵。咱們做不到，但看看心裡痛快。」

是啊，痛快！

現實裏，他們得對工頭點頭哈腰，得對巡警賠笑臉，得對任何穿得比他們好的人保持恭敬。

可心裡呢？心裡憋著火！

《加勒比海盜》給了他們一個出口。看傑克把那些老爺耍得團團轉，就像自己也在耍一樣。

雖然只是片刻的幻想，但也夠了。

面對輿論的反撲，《泰晤士報》不得不登了一篇回應文章。

文章承認萊昂納爾·索雷爾在倫敦的「慈善行為」值得肯定，但堅持認為《加勒比海盜》的內容有害。

文章說，個人善舉不能抵消作品對公眾思想的潛在危害。並呼籲讀者「理性看待」。

彎鎬酒吧裏，湯姆把文章讀給大家聽。

讀完，肖恩·奧馬拉笑出了聲：「理性看待？意思是，邦德先生幫咱們是好的，但他寫的故事是壞的。

咱們得分開看。你們分得開嗎？反正我分不開。」

「是啊，分不開！」眾人異口同聲。

對他們來說，詹姆斯·邦德是一個整體。是那個耐心聽他們嘮叨、認真替他們寫信的溫柔紳士。

他一封信隻收兩便士，走時留下所有錢給了「老菸鬥」的家人。

也是那個寫出了福爾摩斯、寫出了傑克船長的作家。

他們喜歡這個人，也喜歡他的故事。

因為他們從這個人的行為裏，感受到尊重；從他的故事裡，感受到解脫。

一個老酒客嘟囔：「他們就是想把邦德先生劈成兩半。一半是慈善家，一半是壞作家。可邦德先生是一個人啊！」

是啊，一個人。

一個有才華、有同情心、願意俯身傾聽底層聲音的人。

這樣的人寫的故事，怎麼會是毒藥？

他們不信！

————————

聖詹姆斯街的卡爾頓俱樂部裏，煙霧比平時更濃。

幾個男人坐在皮椅裏，面前放著威士忌，但沒人喝。

他們剛看完今天的報紙——

《星報》上又登了一篇關於「詹姆斯·邦德」的報導，講一個寡婦如何靠他寫的信得到親戚幫助。

亨利·卡文迪什放下報紙：「第五篇了！」他是下議院議員，保守黨，五十多歲，頭髮梳得一絲不苟。

坐在他對面的愛德華·格雷不屑一顧：「小報就愛這種煽情故事。」他在外交部做事，年紀很輕。

出身政治世家的羅伯特·塞西爾開口了：「《每日紀事報》也跟進了。現在整個東區的窮鬼都在談這個法國佬。」

俱樂部裏一片沉默。

亨利端起杯子：「你們注意到沒有？這些人說起索雷爾，口徑一緻得可怕。」

「什麼意思？」

「碼頭工說他幫白教堂裝水管。學徒說他幫忙娶到老婆。寡婦說他讓親戚伸出援手。

每個人說的都是『他幫了我』——但重點不是幫了什麼，而是態度。」

愛德華沒聽懂：「什麼態度？」

「感恩的態度，一種集體的感恩。他們竟然對一個外國作家表現出某種忠誠。這不對勁。」

羅伯特點點頭：「我同意。如果只是幾個人說他好，那無所謂。但現在是一群人用同樣的語氣說同樣的話——

『邦德先生是好人』『邦德先生懂我們』『邦德先生和那些老爺不一樣』。這讓我感到不安。」

愛德華笑了：「你們是不是想太多了？底層民眾一直有他們的英雄。羅賓漢，俠盜迪克……都是反抗權威的角色。」

亨利搖搖頭：「不一樣。羅賓漢和迪克都是幾百年前的人。索雷爾是活生生的，剛在倫敦待過，幫他們寫過信。

而且他有作品，每一期《良言》上，傑克·斯派洛都在戲耍皇家海軍。

那些窮鬼看著，笑著，然後想起，『寫這個故事的邦德先生幫過我這樣的窮人』。」

他露出憂慮的神色：「這就把虛構和現實連起來了。窮鬼們會把對作者的感激，轉移到對角色的認同上。

他們會覺得，傑克船長戲耍軍官是對的——因為寫傑克的人，是站在他們這邊的。」

俱樂部裏安靜了幾秒。

亨利喝了口酒，又繼續說：「而且現在有了作者的光環。底層民眾相信索雷爾是好人，是幫過他們的人。

那麼他寫的故事，就有道德上的分量。他們會覺得，喜歡這個故事沒錯，因為寫故事的人是好人。」

羅伯特輕聲說：「法國人最擅長這個！」

一句話，讓氣氛徹底沉下去。

三個人都沒說話，他們都是讀過最好大學的上等人，都知道「這個」指什麼。

法國大革命！

不單單是歷史事件本身，而是它發生前的幾十年，啟蒙思想如何慢慢侵蝕舊制度權威的過程。

伏爾泰如何讓人嘲笑教會，盧梭如何讓人懷疑君主，狄德羅如何讓人思考新的可能。

那些法國作家也沒直接喊「革命」，他們就寫寫故事，寫寫戲劇，寫寫哲學。

他們讓人笑，讓人想，讓人不再把舊秩序看作天經地義。

然後，等權威在人們心中已經成了笑話，推翻它就容易多了。

亨利低聲說：「法國貴族最後悔的，不是沒鎮壓起義，而是當初沒警惕那些書，那些劇，那些讓人發笑的故事。

等他們意識到危險時，人們已經不怕他們了！」

愛德華臉色嚴肅起來：「你覺得索雷爾在幹同樣的事？」

亨利站起身來，戴上了帽子：「想想看三個月前的巴黎，想想那本《老人與海》。最麻煩的是，我們沒法公開反對。

怎麼說？說『不許喜歡一個海盜故事』？還是說『不許感激一個幫過他們的人』？那會顯得我們小氣。」

愛德華問：「你要去哪兒？一會兒不是還要打橋牌嗎？」

亨利搖搖頭：「不了，我要去內政部，我得告訴他們這種變化究竟有多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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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