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0章 這不是小說！這是向信仰宣戰！

第760章 這不是小說！這是向信仰宣戰！

【真正的悲劇從來不會用死亡煽情，《鼠疫》同樣沒有這麼做。它只是揭穿了歐洲人長久以來用以安慰自己的全部謊言：

上帝的謊言，進步的謊言，人道主義的謊言，科學勝利的謊言，國家理性的謊言，還有自以為高貴的悲觀主義的謊言————】

【我厭惡那些借苦難兜售憐憫的人，因為他們喜歡把自己的軟弱打扮成道德，歐洲的基督教已經用這種手藝經營了太久。

現代民主主義也不過是把「靈魂得救」改成「人類進步」，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改成「痛苦面前人人值得同情」。】

【在《鼠疫》裏，萊昂納爾沒有乞求讀者流淚，並且最終沒有讓任何宗教或者公共道德在這個過程裏得到升華。】

【作者在結尾提醒我們，瘟疫從未真正消失，就像一切危險、一切腐敗、一切無意義、一切災難都永遠在潛伏，永遠在等待。

人若隻因為災難暫時退去便宣佈勝利，他便只是一個兒童。而成熟的人必須在節日的鐘聲中也聽見老鼠的爪聲。】

【然而《鼠疫》仍有一種法國式的軟弱：它太相信共同勞動的尊嚴，太留戀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太珍惜小人物災難中的互助。

但災難不僅會揭示人的脆弱，還會篩選人的等級。瘟疫使人崩潰，使人撒謊，使人逃跑，但也使少數人變得更清醒、更堅強。

索雷爾看見了這種差異，卻仍舊不肯在小說裏承認少數人擁有這種「超越性」，彷彿痛苦之下，人人平等。這是在撒謊！

【這是此書給我啟發，也使我煩躁的地方。它似乎從另一條路走到了我正在攀登的山腳下，卻始終不肯承認「上帝死了」！】

【但無論如何，在我們這個世紀，非庸俗的讀物已經很少了。索雷爾的《鼠疫》屬於其中之一。】

早上七點，萊比錫的天還是灰藍色的，但陽光已經灑進了伊麗莎大街7號公寓的房間，讓一切變得溫暖起來。

弗裏德裏希·尼采坐在書桌前，把羽毛筆插回墨水瓶，然後開始大口地喘氣，彷彿溺水的人剛剛接觸到空氣。

他已經寫了整整一夜，所以手一直在抖，臉色也異常蒼白，彷彿下一刻就會暈厥過去O

桌上攤著十幾頁寫滿字的紙，塗改的痕跡到處都是，有些句子甚至重寫了三遍、四遍。

他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隻覺得眼眶後面像有人拿針在紮那樣疼。

醫生反覆告誡過他，只有充分的休息才能讓他的偏頭痛有所緩解，過度工作、思考，就是在自殺。

但今天尼采不在乎！等感覺好了一點，他就睜開眼，拿起那疊手稿，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

有些句子寫得太急了，字跡潦草得連他自己都要辨認半天，但他想說的，在這疊紙上都說完了。

他把手稿放下，看向窗外。萊比錫的早晨很安靜，只有遠處偶爾傳來馬車的聲響。

這時候門被推開了，保羅·蘭茨基端著一個託盤走進來，上面放著麵包、黃油和一杯冒著熱氣的咖啡。

看到尼采的樣子，保羅·蘭茨基就擔心地問：「教授，您一晚上沒睡？」

尼采轉過身，擺擺手：「沒事。」

保羅·蘭茨基把託盤放在桌上，看了一眼攤開的手稿，又看了看尼采的臉色，眉頭皺了起來：「您的偏頭痛又犯了吧？」

「我說了沒事。」

「您每次這麼說的時候，其實都是最嚴重的時候。」保羅·蘭茨基把咖啡遞給他，6

先喝點咖啡。」

尼采接過杯子，喝了一口，身上終於暖和了一些。

「您昨晚就看《鼠疫》看到半夜，」保羅·蘭茨基仍然憂心忡忡，「然後又一整晚沒睡在寫東西？這樣身體會垮掉的。」

尼采沒有接這個話，而是問了一句：「你看完了嗎？

「什麼？」

「《鼠疫》。昨晚不是讓你拿去看嗎？你說會看完它。」

保羅愣了一下，然後點點頭：「看完了。但是有很多地方沒看懂。」

「說來聽聽。」

保羅猶豫了一下，搬了把椅子坐下來。

「第一個沒看懂的，是裏厄醫生。他不信上帝，也不信什麼理想，甚至不覺得自己做的事有什麼了不起。那他還堅持什麼？」

尼采沒有回答，只是看著他。

「還有那個記者朗貝爾，」保羅繼續說，「一開始拼命想逃出去找他的女人，後來有機會了又不走了。這個轉變我理解不了。

一個人為了逃出去花了那麼大力氣，找了那麼多門路，為什麼到最後關頭反而放棄？

就因為他覺得不好意思」？

」

尼采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

「還有神父帕納盧，他明明看見那個孩子死了，明明開始懷疑了，最後還是沒放棄。

甚至死的時候，還在牀頭擺了個十字架。這算是頑固，還是勇敢？」

尼采放下杯子，還是沒有說話。

「最後那個格朗，稅務局的小公務員，寫了一輩子小說的開頭，翻來覆去改那幾個句子。鼠疫來了他也寫，鼠疫走了他還寫。這個人到底有什麼用？小說裏為什麼要寫他？」

尼采聽完，點了點頭。然後他把桌上那疊手稿拿起來，遞給保羅。

「你想知道的答案，都在這裡面。」

保羅接過來，低頭一看，愣住了。手稿上的字跡雖然潦草，但一眼就能看出來是法文。

「教授，這是————您用法語寫的？」

「對。」

保羅翻了幾頁，然後問：「教授，您決定翻譯《鼠疫》了？」

尼采點點頭：「決定了。我不能讓那些庸俗的譯者毀了這本小說，那是對哲學的犯罪！」

「可是三週時間，翻譯一部長篇小說，您的身體————」

「我的身體我自己清楚。我有一種預感，翻譯這本書，會讓我對自己的哲學有更深層的思考。」

保羅嘆了口氣，沒有再勸。他跟著尼采三年了，知道這位教授一旦決定了什麼事，誰也攔不住。

尼采指了指託盤：「早餐先放著。我先睡到中午，起來再喫。然後就開始翻譯。」

「好的。」

「還有兩件事，你今天幫我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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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說。」

「第一件，去找康斯坦丁·瑙曼。告訴他，這個活我接了。把他答應的一百馬克拿回來。這些錢應該夠這三週的開銷了。」

保羅點點頭。

「第二件，」尼采指了指保羅手裡的手稿，「這份書評，幫我寄到巴黎去。」

「寄給誰？」

尼采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伊波利特·泰納教授，法蘭西學院院士。他是除了司湯達之外，對我影響最大的法國人。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個人能讀懂我的書評，那就是泰納教授。」

保羅把手稿小心地收進自己的包裏：「我記住了。」

尼采又看了他一眼：「去吧。我要睡了。」

保羅站起來，猶豫了一下，還是把想說的話嚥了回去，轉身離開了房間，輕輕帶上了門。

就在尼採為《鼠疫》徹夜不眠的時候，巴黎已經炸開了鍋。

七月十五日發售，首日八萬冊，確實足以讓任何人震驚。

這個數字讓所有人都以為萊昂納爾又寫了一部《福爾摩斯探案》或者《大偵探波洛》，那種能讓整個歐洲為之瘋狂的故事。

但等人們真正讀完《鼠疫》，評論界沉默了，所有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最初幾天，報紙上的評論還算溫和，大家都在談論那個叫「佈雷茲」的小城，談論裏厄醫生，談論那些死老鼠。

但很快，評論家們發現了一個讓他們不安的事實：

這次，萊昂納爾走得有點太遠了。

《兩世界評論》的斐迪南·布呂納蒂埃在七月二十日的評論文章裏寫道：

【萊昂納爾·索雷爾的新小說《鼠疫》雖然不像左拉那樣把人交給遺傳與環境，但也不像浪漫派那樣把人交給激情與命運。

當然，它也不是一部宣揚無道德的作品。恰恰相反，它處處逼人思考道德；可它又拒絕告訴我們，道德從何而來。】

作為法國最有權勢的批評家之一，他說話一向不留情面，不過對萊昂納爾一直還算客氣。但這次他實在忍不住了——

【裏厄醫生為什麼要堅守崗位？因為他是個醫生。這個答案太簡單了，簡單到等於什麼都沒說。

朗貝爾為什麼最後選擇留下？因為「他慢慢發現自己已經融入了這座城市」。這個解釋太籠統了，籠統到不能算動機。

帕納盧神父為什麼死的時候還抱著十字架？因為他是神父。這個選擇太無趣了，無趣到所有人都知道他會這麼做。

如果一個人做某件事的理由僅僅是「他就是幹這個的」，那文學還有什麼意義？】

斐迪南·布呂納蒂埃把《鼠疫》放在十九世紀法國小說的傳統裏審視，發現它處處不合規矩：

巴爾紮克寫人，總要寫透人的慾望：金錢、權力、女人————拉斯蒂涅想往上爬，是因為他看見了巴黎的繁華，是因為他窮過，是因為他的貴族親戚拋棄了他母親。

福樓拜寫人，總要寫透人的愚蠢：包法利夫人想浪漫，是因為她讀了太多浪漫小說，是因為她嫁了個平庸的丈夫，是因為她的修道院教育給了她不切實際的幻想。

左拉寫人，總要寫透人的環境：熱爾維絲墮落，是因為她窮，是因為她的男人打她，是因為她從小在酒精裏泡大。

可裏厄醫生呢？他不縱慾、不愚蠢、不墮落，甚至不神聖。他就是一個醫生，幹醫生該幹的事。這算什麼小說人物？

布呂納蒂埃最後寫道：

【索雷爾似乎想告訴我們，道德不需要來源，責任不需要理由，人隻要「存在」就夠了。但這不是小說！這是向信仰宣戰！】

三天後，儒勒·勒梅特在《辯論報》上發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見。

【布呂納蒂埃先生問，道德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從人自身而來。裏厄醫生不需要上帝告訴他該做什麼，不需要共和國給他發勳章，不需要文學批評家來定義他的偉大。

他做事，是因為他覺得應該做。這就夠了！】

勒梅特沒有停留在反駁上。他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判斷：

【《鼠疫》雖然沒有英雄戰爭，沒有王朝興亡，沒有神明幹預，但它仍然是一部「現代史詩」。佈雷茲不是巴爾紮克筆下那些充滿地方色彩的背景闆，而是一座縮小的法國，甚至是縮小的歐洲。】

【過去三十年，法國經歷了戰爭、圍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們都以為災難過去了，但每一次災難又捲土重來。我們學會了不去問「為什麼」，隻問「怎麼辦」。

索雷爾的小說說出了我們不敢說的話：也許怎麼辦」也沒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選擇怎麼做。裏厄選擇留下，塔魯選擇組織志願隊，格朗選擇繼續寫他那改了又改的小說開頭。

他們沒有拯救世界，甚至沒有拯救自己。但他們沒有變成這場災難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因為他說出了很多人讀完《鼠疫》後想說又說不出來的那種感覺。

然而真正讓巴黎震動的，是《共和國報》七月二十五日的評論，是主編讓·德·拉弗雷親自寫的。

【我們本該歡迎裏厄醫生，因為他本該是世俗法國的兒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國王————他隻靠自己的雙手和頭腦。這難道不是共和國想要培養的公民嗎？」

可我們讀到最後，竟無法確定他就是！索雷爾給了我們一個沒有教會的義人，卻也沒有讓他成為共和國的英雄。他使我們得勝，又奪走了我們的凱歌。】

拉弗雷的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國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現代法國」的形象上：世俗學校、公共教育、鐵路、電報、行政體系、醫學、科學、共和國公民道德————

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信念：舊王權和教會不能帶來的秩序，現代國家可以帶來；舊式信仰不能解釋和改善的苦難，科學與教育可以慢慢解決。

共和國要向法國人證明，你們不再需要國王和神父了，共和國給你們學校，給你們醫院，給你們鐵路，給你們選舉權————這些東西比向上帝祈禱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裏的小城「佈雷茲」偏偏讓這套信念變得難堪。

醫學在那裡裏厄醫生每天出診，量體溫，統計數字，組織隔離—可死亡照樣一天幾百個。

制度在那裡—市政府開會，討論，發通告，下命令—可該慢的還是慢，該亂的還是亂。

電報在那裡——可電報傳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數字，不是驅散瘟疫的希望。

科學在那裡—可科學解釋不了為什麼那個孩子死了，隔壁那個老頭卻活了下來。

【共和國最恐懼的，不是君主派復闢，而是被人民發現它無能為力。《鼠疫》說出了這個恐懼，並且沒有給出任何安慰。】

這纔是讓拉弗雷真正憤怒的地方。

萊昂納爾以前也批評過共和國：反對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罵過政客，諷刺過官僚————但那都是在共和國的信仰內批評。

你可以說殖民政策不對，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國能改正；你可以說教育改革不夠徹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罵某個政客無恥，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換掉。

可《鼠疫》不一樣—

它動搖了共和國最需要維護的一種信念：災難可以通過理性、制度和進步被管理。

如果一場瘟疫就能讓一座城市癱瘓，那鐵路有什麼用？電報有什麼用？統計數字有什麼用？

如果醫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戰勝死亡，那醫學有什麼用？

如果共和國連一場瘟疫都對付不了，那它和舊王朝有什麼區別？

拉弗雷沒有把這些問題問出來，但每一個讀過他文章的人，都聽到了這些問題。

與此同時，教會的報紙也沒有放過《鼠疫》。《宇宙報》的主編路易·弗約在一個整版評論裏寫道：

【《鼠疫》雖然沒有把瘟疫的責任推給教會，甚至讓帕納盧神父死得像個聖徒，但卻寫出了沒有教會也能活得像義人的人。

這比直接攻擊我們更危險。因為他會讓讀者以為，信仰是不必要的。】

弗約的文章在教會內部引起了爭論。

有些人認為他太軟弱了，應該直接譴責《鼠疫》是無神論的宣言；另一些人則認為他說得對，這本書比無神論更危險。

但是巴黎教區的吉博大主教的態度卻十分暖昧。他在一場佈道中特地提到了《鼠疫》：「我還沒有讀完這部小說，不便評論。但我已經看到，它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人在苦難中如何保持尊嚴？

教會的回答是：靠信仰。索雷爾先生的回答似乎是：靠人自己。這個問題，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自己想清楚。」

這種不痛不癢的表態，反而讓更多人想去讀《鼠疫》。

出人意料的是，對《鼠疫》的批判最為激烈的，竟然是還在聖佩拉吉監獄服刑的保羅·拉法格他寫了一篇長文，設法傳遞了出去，並刊登在了《平等報》上：

【索雷爾先生曾經站在工人一邊，反對殖民，反對教會，反對君主。我們一直以為他是我們的人，可《鼠疫》讓我們失望了。

他把瘟疫寫成了一場沒有敵人的戰爭：沒有資本家在操縱鼠疫，沒有政府在故意傳播疾病，沒有一個階級在剝削另一個階級。

在小說裏，瘟疫就是瘟疫，一種自然現象。這等於告訴工人：你們的苦難不僅不是人造成的，而且是沒有原因的。

那你們還反抗什麼？如果把瘟疫比作資本主義，那醫生和志願隊就是改良主義者，他們沒有推翻制度，只是在修補漏洞。

鼠疫過去了，生活恢復原樣，什麼都沒有改變！】

拉法格不喜歡《鼠疫》最後給出的這個結論，但他又說不出哪裡不對，所以最後只能寫道：

【索雷爾先生也許是想告訴我們，人不需要等到革命勝利才能做好事，但這不是工人需要的答案！

工人需要的是一場改天換地的革命，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好事的偽善！】

這篇文章在左翼圈子裡傳閱了一陣，最終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因為大部分人覺得，這是在用政治衡量文學，本來就不對。

而最有趣的評論來自《費加羅報》，它的文學副刊在七月二十八日登了一篇法國文學家協會主席埃德蒙·阿布撰寫的短文。

【《鼠疫》是一部讓人不舒服的小說，因為它沒有試著去討好任何人。教會在裡面沒有得到勝利，共和國也沒有；科學沒有凱旋，人道主義也沒有顯得溫暖可靠。

索雷爾以前的作品裡總有一個立場」。《老衛兵》同情小人物，《合唱團》批判教會，《雷雨》揭露家庭倫理的虛偽，《太陽照常升起》反思迷惘的一代————

《鼠疫》沒有這些。它甚至不關心「美」。書裏的佈雷茲是一座灰色的小城，沒有巴黎的繁華，沒有外省的風情，什麼都沒有。只是一個地方，有人住在那裡，然後他們死了。

這部小說不提供慰藉。它沒有英雄讓你崇拜，沒有道德讓你學習，沒有悲劇讓你流淚。它只是把一件事放在你面前，然後說：看，這就是人。你怎麼想，是你的事。】

這篇短文被普遍認為是為了彌合因為《鼠疫》分裂的巴黎藝術批評界，但沒有人在乎，人們還是吵鬧不休。

而在這一切紛紛擾擾之中，有一個人始終沒有出現：萊昂納爾·索雷爾。

自從《鼠疫》出版以後，他從巴黎的社交圈裡消失了。不參加沙龍，不接受採訪，不在報紙上發表任何聲明。

有人去維爾訥夫的山麓別墅找他，門房說索雷爾先生身體不適，需要靜養，不見客。

有人給他寫信，希望他談談《鼠疫》的創作意圖，信被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

有人在他常去的咖啡館蹲守，等了一個星期，連他的影子都沒看到。

這種沉默讓評論家們更加焦躁。

他們想聽他解釋。哪怕隻說一句「你們想多了」也行。

但他就是不說。

《小巴黎人報》的記者喬治·杜瓦爾在專欄裏寫道：

【索雷爾先生沉默了，但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態度。他不願意為《鼠疫》辯護，因為他覺得不需要辯護；他不願意解釋，因為他覺得解釋是多餘的。他把書交給了讀者，然後轉身走了。

這是對自己作品最大的自信，也是對自己作品最大的不尊重。】

文章一齣，人人都恍然大悟，表示索雷爾就是這麼個人！他不喜歡對公眾解釋自己的作品的意圖，把一切爭論留給讀者。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萊昂納爾此刻正在巴黎郊區一個封閉的場地內，坐在一輛怪模怪樣的「車」上，在柏油路上快樂地飛馳著！

（兩更合一，求月票！番外明天發，今天遇到點意外，隻夠時間寫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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