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 上尉的信

番外 上尉的信

*摘選自《一九一六年書信集》1

親愛的朱安2：

我不知道這封信能否很快到你手裡，也不知道你這時候是否還在摩洛哥，你的右手怎麼樣了？

這裡的郵袋像傷員一樣被一站一站往後送，有時到了，有時就不知落到哪條泥路或哪輛車底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我寫完它時是否還會像現在這樣清醒。軍醫給了我一些藥，疼痛輕了些，腦袋卻昏昏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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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肩膀和左腿都捱了幾個碎片，血流了不少，但軍醫說我運氣好，沒有一塊碎片進入內臟當中。

但在眼下，「運氣好」聽上去並不十分體面，尤其是在我失去了幾乎整個連隊的情況下，況且我這裡仍能聽見炮聲。

你會懂的，傷口不是獎章，至少在戰地醫院裡不是。

七月一日3之前，我們都以為這一次會不同一不要笑我，我也相信過。

我們有飛機、有重炮、有「罐頭」，還有可以連續射擊的衝鋒鎗————參謀們在地圖上把箭頭畫得筆直，彷彿敵人不存在。

第一次看到那些「罐頭」從後方慢慢爬出來，有那麼一刻，我也願意相信這些鐵塊比血肉更可靠。

過去兩年，我們把太多好人交給了鐵絲網和機槍。我想，也許這一次，鐵塊會讓我們走得更遠些，死得更少些。

後來我才明白，鐵塊只是鐵塊，它也會陷進泥裏，也會迷路，也會燃燒。

我們出發前，大炮已經把敵人的陣地反覆型了一週，大家都說德國人和日本人不可能還成建制地活著。

可等我們出去了才發現一切都是謊言！偵查飛機是看見了很多他們的陣地，可那大部分是迷惑我們的幌子。

我們以為是炮位的陣地，到了才知道只有幾根粗木頭；我們以為敵人的正面壕溝被打爛了，結果子彈是側面射來的。

一日本工兵在這方面尤其討厭！

我不能斷言哪些工事是日本人修的，哪些是德國人修的。但就我自己看到的情況，日本人甚至願意在假戰壕裏塞活人！

—為的只是讓我們的重炮多浪費一些炮彈！

我們總覺得日本人隻會低頭衝鋒，錯了！他們會藏在歐洲人死都不願意藏的爛泥裏，隻為了等我們毫無防備地接近。

他們不像德國人那樣大喊大叫地衝上來，卻更令我感到厭惡—他們毀滅了戰爭的藝術。

「罐頭」最初確實有用，但一旦被炸斷了履帶，或者掉進那些早就為它們準備的大坑裡，就一無是處了。

參謀們說這是決定戰爭的終極武器，一旦出現在戰場上，就會把德國人徹底毀滅。

但很顯然，德國人和日本人對它早有防備。該死的，我就說我們不應該讓那麼多德國工程師來法國找活！

敵人的小炮比我預想中更可怕，尤其是藏在樹林邊、廢牆後、反坡下的輕炮和中炮。

當「罐頭」被炸斷了履帶或者陷進了深坑裡，步兵就失去了所有掩護，只能靠手裡的衝鋒鎗和他們的炮硬拼。

天啊，你能想像嗎？我們竟然為了一種錯誤的戰術祕密訓練了四個月！然後連一門輕炮都沒有帶到戰場上————

參謀部堅信「飛機偵察—重炮轟擊—坦克推進—步兵清掃」的四重奏就是現代戰爭的精髓。他們錯了，而代價是我們這些前線的人！

那時我真想要幾門就在身邊、能跟著我們走的小炮，哪怕是拿破崙時代用的4磅炮或者6磅炮也好！

美國人表現得不錯你知道我不輕易誇人一尤其是那些印第安人，為了獲得公民權，不要命似的往子彈底下鑽。

眼下戰場上的通信完全壞了，電話線斷得太快，無線電也被幹擾了，傳令兵一個接一個倒下，信號彈在煙裏看不清————

將軍們當時大概還以為我們按表推進，可前面許多地方早已經停住，結果我們是朝著一個已經不存在的戰場前進。

我知道我們是軍人，不能把個人判斷放在紀律之上。可如果繼續這麼讓士兵送命，究竟是紀律，還是另一種懶惰？

我不敢在別人面前這樣說，但對你，我可以。

對了，我還遇見了一個人，這事說來奇妙，萊昂納爾·索雷爾4先生的兒子克萊芒5

不久前竟還和我躺在同一個醫院帳篷裏！

我在聖西爾見過他一面，但沒有交情。而我們都靠他父親和巴斯德實驗室造出來的特殊血清6活了下來，扛過了感染。

不過他似乎不怎麼愛說話，並且昨天已經轉移到更後方的野戰醫院去了，我沒有機會讓他轉達對索雷爾先生的敬意。

我現在躺在帳篷裏，身邊每個人都在呻吟，包括我自己。血清把我們從死亡手裡奪了回來，但沒有人能逃過傷口的痛。

你可能會說，我太陰沉。也許是因為疼痛，也許是因為藥物——可我並不後悔參戰也不後悔成為法國的軍官。

法國必須勝利，若法國不勝利，我們所忍受的一切就更加沒有意義。

只是我現在不願聽那些輕浮的話了。什麼「決定性的突破」，什麼「法蘭西的勝利」，什麼「新時代的曙光」————

若有人這樣說，我願意請他來看看那些停在泥裏的「罐頭」，看看那些等著換繃帶的人，看看美國人、法國人、甚至是德國人、日本人的屍體怎樣在同一片彈坑水裡變成灰白色的死肉的。

朱安，我們還沒有失敗，因為士兵們沒有失敗，他們還在奮戰。失敗的只是我們對戰場的想像。

之前，我們以為飛機、重炮、「罐頭」和衝鋒鎗就能帶來勝利；現在，索姆河用鮮血糾正了我們。

我們仍然佔據著戰場的主動權，我們在工業上的優勢堅不可摧！

好了，我已經寫得太多了。護士已經第三次來催我休息了，她大概認為軍官比普通士兵更不聽話。

你若能回信，就寫幾句，但不必安慰我，安慰對傷口沒有多少用處。

告訴我你那裡天氣如何，告訴我你是否已經習慣用左手做那些從前右手做的事。

人活著，總得學會和缺少的部分重新談判。

握你的左手7。

你的舊同學，夏爾·戴高樂1此信原件屬朱安家族舊藏，未署具體日期。據內容判斷，當作於索姆河七月一日大戰後數日至數周之內。信中「我這裡仍能聽見炮聲」一句，說明戴高樂當時尚未被遠送至內地醫院。

2指阿爾方斯·朱安，戴高樂在聖西爾軍校的同屆同學。後長期在法國軍界任職，並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晉升為元師。

3即「血日」。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法美聯軍在索姆河發動大規模攻勢，首次集中投入新式履帶裝甲車輛，但受困於德日聯軍預先構築的陷坑、雷區及假陣地，未能取得預期突破，傷亡慘重。後在新聞報導與回憶錄中逐漸被定名為「血日」。

4萊昂納爾·索雷爾（1857~1950？），享有世界性聲譽的法國著名小說家、戲劇家、思想家、發明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長期緻力於世界和平事業，為中法友誼做出了突出貢獻。

5克萊芒·索雷爾（1892—1970），萊昂納爾·索雷爾幼子，曾先後就讀於索邦大學與聖西爾軍校，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中尉，在「血日」中身負重傷。

6即青黴素，由「巴斯德化學|於1915年祕密研發成功，並於1916年實現量產後投入戰場使用。

7阿爾方斯·朱安在1915年的香檳戰役中右臂重傷，永久失去右臂使用能力，隨後被送回摩洛哥休養。所以這句問候是戴高樂與他之間一句親密的調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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